金生叫阮君烈回来，商量打地基的事，但是阮君烈表示“不大方便”。
阮君烈与哥哥说，上一次到大陆探亲。他返台后，遭到党内批评，有人说他“与平时的反共理论言行不一”，斥责他“住中共招待所”、“与中共官员暗中勾结”。虽然他后来澄清，只是住在哥哥家，和过去的战友见面而已，但是“叛变的人就是中共的人”、“老死不跟他们往来”。
阮君烈通过国际帐户，转给哥哥一大笔钱，让他盖房子。阮君烈想让哥哥去台湾，可是台湾当局怀疑金生的目的。金生跟中共走得近，又当政协委员了，他们迟迟没同意。
金生很失望，他从事一项单纯的事业，不喜欢机关算尽的政治迷局。
金生不快道：“不去了。下次我出国，咱们再聚吧。”
叶鸿生有些惊讶，他意识到阮君烈的“退休”与自己的退休性质不同。就在同一年，台湾方面许可国军老兵回乡探亲。很显然，阮君烈的“退休”只是退居二线，他还在政坛上活动，有影响力，否则不会遭到这么严厉的抨击。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叶鸿生比金生更加丧气，他感觉到困难重重。半个世纪过去，黄埔军人们搞了两个同学会，像当年学校里的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军会一样各立山头，时不时互相斗嘴。青军会的干部们坐拥山河，吟咏“江山如此多娇”，已然心平气和；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到底意难平，火气不减当年。
阮君烈来大陆相对容易，叶鸿生去台湾难。像大陆的战犯名单一样，台湾也有个“罪人”名单，叶鸿生榜上有名。他单枪匹马，只要一上岸，能被人活埋。
金生得到的土地是一片山边的绿地，风水上佳。金生决定按照当年的祖宅样式，起一个阔大的宅子，里面有很多屋子，可以给他的子女、弟弟、侄子、侄女一起住。他找来匠人，准备种些花糙，再建造一个马廊，养几匹小马。
金生跟叶鸿生讲，他准备到青海找马，育出良种带回来。
叶鸿生佩服他的精力。
金生豪言壮志，像只勤劳的老蜜蜂一样穿梭在A市与故乡，在废墟上重建昔日的家园。他梦想中的宅子尚未完工，灾难无声无息地降临。
噩耗传到叶鸿生耳朵，他难以置信。
金生去世了。
叶鸿生没有思想准备。金生是他们中间身体最好的一个。
叶鸿生背孙琳琳上楼，累得爬不完楼梯；金生提一包十多斤重的器材往家走，当锻炼身体。半路上，金生发现有人摸他钱包，举着文明棍追打小偷，赶出两条街去，同时高声叫骂。金生肺活量极大，心肌功能极好。他一向注重健康，又没有经过大的损耗，身体状态保持得很好。
叶鸿生赶到A市的时候，他生命垂危，宝铃和宝鼎在旁边泪水纵横。
原来，金生的孙子放假，住到爷爷家里。少年人好动，经常跑出去玩，去操场上踢球或者打球，每天回来很晚。有一天下雨了，雷电交加，他还没回来。金生特别爱这个孩子，怕他被雨淋，又怕他饿到，閒着没事自己找两把伞，带着一些滷鸭腿跑出门。天色昏暗，路又滑，金生走到一个三岔路口，被一辆横衝直闯的货车碰倒在地。
好心人去搀扶跌倒的老爷爷。
金生的肋骨折断，伤到他的肺部。痛苦中，他挣扎着说：“送我到第二人民医院！”
第二人民医院发现是老院长被撞伤，立刻派出最好的医生，把他送进ICU病房救治。金生一辈子倾尽心血的事业回报了他，帮他延缓两天的生命，得以见到亲人朋友。
金生留下遗言，对子女说：“不用难过。我要和你们奶奶在一起，我很高兴。”
金生昏迷一阵，安详地闭上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医护人员想办法给他做心臟復苏，没有用处。金生七十岁了，不再是年轻人。他顽强的生命走到尽头，一梦化蝶。众人为阮君铭举办隆重的追悼会，医学界人士、他的病人、政协的朋友纷纷来参加，当地市政府派人治丧，原籍所在地发布唁电。
子女们决定把他安葬在故乡的新宅里，因为父亲已经把母亲的坟墓移过去，做好合灵准备。关于如何给他书写墓碑，他们意见不一。金生获得过许多头衔，写哪些上去，怎么写是个问题。他们找叶鸿生商量。
叶鸿生认为：“金生不在乎虚名，应该写他喜欢的东西。”
金生喜欢什么呢？难道不是悬壶济世？
叶鸿生认为，金生喜欢徐志摩的诗。年轻的时候，他喜爱阅读浪漫而激情的诗篇，还常常摘抄下来赠送给自己的妻子。
宝鼎和宝铃感到有道理。
盛宝莹去世，金生感伤于她的夭亡，在墓碑上写一句诗，写道：“她不在这里，她在澹远的新月里。”
经过一番讨论，他们用白石给金生立碑，墓碑上面写道：“他只有那一闪的星光，但是从不问宇宙的深浅。”
大家立在碑前，站在还没有来得及盖好的宅子跟前，伤心地哭泣。这个时刻，阮君烈按理应该出现，但是他没有出现，只有他的女儿来了。她叫阮幼香，第一次见到自己的表哥和表姐，忧愁地诉说一番。
阮君烈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越发厉害，准备明年做手术。接到噩耗后，他病情严重恶化，当天晚上被推进台湾三军总医院，医生建议他儘快手术，不能再拖延。阮君烈的大儿子在军队任职，不能随便走动；小儿子在美国，要照顾父亲。美国的技术更成熟，台湾方面负责安排，让他去旧金山接受手术。
这么一来，只有他女儿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