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１９４０年春天和夏天，德国在欧洲的胜利所造成的新形势，增强了日本想迅速同中国媾和的希望，并指望通过与重庆直接打交道来达到这一目的。可是，这样做的动机，却与当年早些时候显示出来的那些动机大不相同。过激派是想甩掉日本“脚上的镣铐”，以便“对欧洲的战局采取更积极的政策”。主战派的愿望固然是要加５５８紧支援德国征服者，但在这之外，也还存在一种潜伏的忧虑，不知道德国如果大获全胜之后，会在远东采取怎样的政策。德国至今依旧承认重庆政府，对东印度和太平洋也可能有野心。另外，这些人还指望，如果从预期日本能在东南亚征服的成果中分出一份给蒋介石作为钓饵，也许能诱使他听从东京方面的建议，第三节流产的格鲁—野村会谈
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３日，阿部大将辞去外相后，由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继任，谷正之任外务次官。新任外相对外交缺乏经验，他喜欢自称是一个单纯的水手。他以前当过驻华盛顿的日本海军武官，在美国海军界很受欢迎。任命他的用意，是向美国作出友好姿态，表示日本新政府渴望两国弃嫌修好。１９１１年签订的商务协定即将满期，美国主张禁止对日贸易的情绪日益增强，使日本政治家中那些比较谨慎和头脑冷静的人以及企业界和商界人士大为惊慌。因此，他们急于要在新的协定谈成之前，达成一个暂时的通商办法，以维持已有的贸易关係。
至于美国政府，它也不愿使事情走向极端。美国驻东京大使于１９３９年夏天和秋天正在国内休假，他同总统和国务卿经过深入磋商，认为经济制裁不能迫使日本从中国撤军，并担心这样做会导致战争。他和他的英国同僚都希望，日本既然未能使中国屈服，最终将被迫重新制定政策，并放弃在新秩序中所包藏的垄断野心。同时他认为，美国如果坚决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企图，并使日本的舆论界认识到美国决不会同意日本统治远东，这样就有可能加速促使日本改变主意。
因此，格鲁返回东京后不久，就于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１９日在日美协会发表了一篇经过仔细推敲的演说，目的是要使儘可能多的有权势的日本人了解，美国对日本的舆５５９论变得强硬到什么程度，以及所以会这样强硬的原因。他告诉听众说，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都对新秩序有清楚的了解，知道这意味着“一种闭塞排外的经济体系”，美国决心维护通商机会平等的原则，对于日本军事当局侵犯美国根据条约在中国享有的权益越来越恼火。这篇坦率的讲话用意是要向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如想在商务协定满期之后继续维持正常的贸易关係，明智的做法就是取消对在华美侨的活动所设的障碍和限制。美国政府一面这样向日本表明它仍然坚定不移地反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一面仍不采取任何公开反对日本的措施。在欧洲战事爆发前不久，蒋介石在致罗斯福总统的信中曾建议，召开一次会议来解决远东的衝突，假如日本拒不同意，就开始对它进行经济制裁。这个建议于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２日正式提出，但彼对方拒绝了，理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衝突，就只得承认日本在其军队已经征服的东西中，有合法的权利占有其一部分，同时鑑于当时的世界形势，要召开会议来考虑对日本采取经济制裁，也行不通。
格鲁希望首先解决由于日本轰炸和其他军事行动而使美侨受到伤害和美国在华财产遭损失的三百多起赔偿问题。此外，他还想使长江重新向各国贸易开放。当时，除了从上海到江阴这短短的一段航道以外，这条大江仍然不向第三国的航运和商业开放，儘管日本在这个地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早已停止了。日本的商船表面上出租作为军用，实际上垄断了长江的航运业务，这已是公开的秘密。由于日本商船不够用，中国人又不愿意用日本般运货，长江以往的巨大贸易额减少得可怜，结果不利于日本的商业利益，正象不利于其他国家的商业利益一样。但是，日本军方那些主张垄断的人及其随军人员却不愿意５６０放鬆对长江航运的控制；英美两国政府虽一再抗议，迄今仍未收到明显的效果。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２日，野村海军大将声明，新秩序并不要消灭外国在华权益，他还说，他认为日本必须举出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它无意于这样排外。格鲁对日美协会发表演说以后，取得的间接结果是美国大使和日本外相举行了一系列会谈。１１月４日，在第一次会谈中，格鲁提交野村“一份详细清单”，列举了从１９３７年以来美国在华利益受到侵犯的情况，还附了一份日本曾答应赔偿的清单。他提出警告，日本当局必须表明，他们将停止轰炸美国产业，不侮辱美国侨民，不侵犯美国在华商业利益。他指出，若不如此，也许就不能顶住美国公众要求禁止同日本贸易的压力，他还提议，重新把长江向美国商业开放。野村在答覆时表明，日本无意把美国的利益排济出中国，但是他指出，美国如继续支持重庆，将为解决美国的要求造成障碍。
第二次会谈隔了一个月才举行，在这期间，谣传苏日即将达成政治协议，东京方面还暗示，将同莫斯科在商业上达成协议。１２月４日，在第二次会谈中，野村重弹老调，保证从未存心使美国财产遭受损失，他说，日本采取的各种限制和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