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这样的民族精神，那这个民族太可怕了。
现在帝国提倡的新精神是春秋復兴和现代法家思想，提倡“中国并不只有孔子”这样的社会倡议，但如果儒家思想真的受到了全面的基础xìng的大衝击，那也是非常可怕的。
那样的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
除了现实、勤劳和市侩之外，中国人还剩下什么？
民族的根基都被摧毁了，八荣八耻喊的很响亮，有用吗？有哪怕一丁点的作用吗？
3个代表有用吗？
还是继续回到修身治国平天下，回到忠君爱国和仁德清廉这条路上来，只要民族的根基还在，制度完善，那还是可以继续推动民族进步，总比摧毁一切再重新构造来的好些！
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说的很好听的，纵观全国有几个？
八千万的基数何等庞大，达标的是个位数，还是十位数？
我们总是说儒家的“君子”思想要求太高，根本不可能有几个人做得到，所以历史上才有那么多的贪官，“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个标准恐怕比“君子”的要求还要更高更离谱？
这是一个“人”的标准吗？
反思一下，到底是只有官员阶层有问题，还是整个社会和整个民族都有问题？他们只是整个民族问题中的一部分？只是出于群众而高于群众的问题？
所以，从希腊和俄国回来之后，宋彪决定做一件可能让很多人唾骂的事情，就像君士坦丁大帝和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都曾经同样很受争议的做过的那些事一样，将东方正统教派推入这个国家，“引狼入室”才是一种逼迫社会进步和改革的好办法。
与其浪费口舌和精力去劝说僵化复杂的原生教派去改革，不如直接引入和扶持更简单合适的宗教，因为对于中国的统治者而言，所有宗教都不过是维系统治的一种手段，如果外星文明也传播来一种更厉害的宗教，帝国照样可以引入扶持，因为不管是什么宗教流入国内，中国的根基还是祖先崇拜和宗族崇拜，但如果连这种维繫中国人灵魂根基的力量都被人为的消灭了，就算中国变成了一个无神论的国家，那也彻底就算是死光了自己的民族精神。
“也许拜神不如拜我，但我总是会死的，而我曾经做过的那些事总还是会继续的影响你们”，这就是宋彪在做这个决定之时的想法。
正如彼得大帝所做过的那样，推动西化并不可耻。
中国人就算是再西化，只要不在民族精神和文化上进行阉割，中国人就永远还是中国人。
任他死去千年，帝国依旧在。
第225章 总理何在？
帝国强大至此啊！
对于众望所归的即将继任为帝国第三任期总理大臣的张康仁和欧阳赓两位人选而言，他们的任务不再是像唐绍仪那样稳定帝国的秩序和朝代的平稳过渡，而是积极、严厉的推行法治精神，推行新文化的改革，推行新经济的崛起，推行真正的光復革命，推行更坚强的新外交，推行更壮丽的新建设。
他们应当感谢唐绍仪任期内留下的平稳过渡的宝贵遗产，也当积极进取和寻求更伟大的突破。
其实还有一个人是更为合适的人选，那就是宋彪一直比较亲睐的宋教仁，但在光復党控制内阁大部分席位的基础上，无论如何也无法推出一位mín zhǔ党的内阁总理候选人。
……
1920年9月中旬，金秋时节，宋彪乘坐火车返回běi 精，但是这一次的他没有再回zhōng nán hǎi，皇庭zhōng yāng宫已经在历时十年的建造中完工，zhōng yāngzhèng fǔ每年给予内廷总署的拨款不过四百万中圆，根本不够这座皇庭zhōng yāng宫的修建，所有开支几乎都是靠商界人士和国民的募捐，以及皇产内部的拨调。
zhōng yāng宫最初定址是在云岗一带，章炳麟特意找到了几位风水大师，最后有一位根据正式定称的“zhōng yāng宫”建议重新定址在青龙湖，宋彪后来亲自去看了地形，感觉也是建在青龙湖的东北端比较合适，以内廷的名义在周边购地2万亩，纳税修改为皇家建筑用地之后。在这一带重新建造zhōng yāng宫。
zhōng yāng宫的总设计师有两位，一位是俄国着名的犹太裔设计师罗森，另一位是满清御用的宫廷总造工样式雷的第七代传人雷廷胜，其他一些国内着名的园林大师，和俄、德在华的一些着名设计师都有参与。
基本格局是西式结构的底子，包括像宫廷的下水道、避难所和大局的框架来自于俄国，建筑风格的搭配。建筑的布局，园林的设计，装饰的选择大体还是国内的大工匠负责。整个设计过程中和圆明园的特点很像，很多方面都参考了东正教的圣莎屋大圣堂。
考虑这两年的一些特殊情况，在云岗原有的皇宫建筑的基础上改修了神武皇祠。这才是真正的第一庙，允许国民前往这个地方朝拜上香之类的，神武皇祠没有明确的宗教特征，就是最传统的家族祠堂格局，安置了皇帝和皇后的长生位，皇室也委派了一名内侍官负责管理，也算是答谢国民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