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酉）禁百工当官贴费，及短髮工食，或竟不给发者。
（丁亥）禁四川私派番民。
（戊午）定给穷苦佐杂回籍路费。
（庚寅）优礼生员。
（八月丁丑）加在京文员俸。
（丁丑）添给旗员空粮。
（戊寅）广陕甘武举解额。
（九月庚子）命各省秋审情实人犯，停止勾决。
（甲辰）定披甲人凌虐遣犯，并免职官生监等为奴之例。
（十月戊子）命岁征银钱并纳。
（干隆二年三月丁巳）着八旗兵丁男女有年二十八岁以上，或力不能嫁娶者，每名赏银十五两，以完其婚嫁之事。（四月辛未）嗣后凡经选验未经记名之女子，无论包衣、佐领、管领暨八旗下，听其互相结姻，庶不致有怨女旷夫。
（四月辛未）禁收童生卷价。
并减免各地负担“极烦苛”者。
以上，用今天的话来说，或可谓之“昭雪冤狱”、“救民水火”。不知雍正朝还留下多少“苛政”，而与一向所说的“吏治清明”不相吻合，以致今上要一一釐正，也不顾大臣王世俊讥讽“今日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并搬出“爱民”、“养民”、“足民”的“三民主义”新提法？[2]
时人黄卬《锡金识小录》：
至雍正十三年，今天子登极，凡民所不便者悉报罢，万民欢呼。[3]
袁枚《文华殿大学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
皇上登极未一载，仁言圣政，重累而下，九州八陔，靡不异音同嘆，庆尧舜復生。[4]
陈康祺《郎潜纪闻》：
高宗登极，所布诏令，善政络绎，海宇覩闻，莫不蹈舞。[5]
昭槤《啸亭杂录》：
纯皇帝即位时，承宪皇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跃，颂声如雷。吴中谣有：“干隆宝、增寿考，干隆钱，万万年”之语。[6]
登极第一日，即遵大行皇帝遗命，命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并特召大学士朱轼回京办事，在总理事务王大臣处协同办事。
干隆初政，禁虚报开垦，及清厘落地税、详慎刑狱、禁革滥刑，皆从大学士朱轼所请。据云，公辰入酉退（今时七八时至午后七八时），屡有密奏，故上之行政，惟以仁厚为本。[7]
大学士张廷玉辅相两朝，一时大臣皆出后进，[8]“负天下重望”，朝鲜史料称，“人皆以为张阁老在，天下无事云”。[9]
时“每行一政，下一诏，海内喁喁，拜泣歌舞，以为尧舜復出”。有归美于大学士鄂尔泰者，其悚然曰：“天生圣人，社稷之福也。老臣何力之有焉？”[10]
户部尚书史贻直奏停开垦、禁劝捐、循资格、用科目，疏数千言。上在藩邸习闻世宗称公，及是愈信其贤，悉允所奏。[11]
雍正十三年九月，谕群臣更番入对，御史曹一士上疏慎择督抚，禁以文字罪人，甄别各省开垦，“所建白皆有益于民生世道，朝野传诵”。[12]
九月，召前总督、“科甲领袖”杨名时来京，以礼部尚书衔入教皇子，兼管国子监祭酒，直上书房、南书房。[13]
昭雪科甲朋党案，（原任御史）谢济世、[14]（直隶总督）李绂、（四川巡抚）蔡珽等，分别予以任用。
起用前朝革职官员张楷、彭维新、俞兆晟、陈世倌（后皆位至方面）。
復召孙嘉淦来京，进《三习一弊疏》。[15]上嘉纳之，寻迁刑部尚书。
上求直言，御史金溶上《培养元气疏》，言养民、备荒，及缓开垦升科、豁免带征、免关税盈余等事。[16]
雍正十三年十月，以西北两路大军已撤，大小事件俱交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遂裁撤办理军机处。总理事务王大臣：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协办总理事务：平郡王福彭、大学士徐本、朱轼（干隆元年九月卒）、公讷亲，尚书海望。
干隆二年十一月，服丧二十七月释服，[17]总理事务王大臣请解总理事务。恢復办理军机处建置，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公讷亲、尚书海望、侍郎纳延泰、班第为办理军机大臣。初，例由讷亲一人承旨，张廷玉拟旨。
洪亮吉云：干隆初年，纯皇帝宵旰不遑，勤求至治，其时如鄂文端（尔泰）、朱文端（轼）、张文和（廷玉）、孙文定（嘉淦）等皆侃侃以老成师傅自居。亮吉恭修《实录》，见一日中朱笔细书，折成方寸，或询张、鄂，或询孙、朱，曰某人贤否，某事当否，日或十余次。诸臣亦皆随时随事奏片，质语直陈，是以上下无隐情。纯皇帝固圣不可及，而亦众正盈朝，前后左右皆严惮之人故也。[18]
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云：干隆帝即位后，朝政颇尚宽大，凡宗室人等，旧被圈禁，至是一律释放。封允e、允禵公爵，復阿其那、塞思黑子孙红带，收入玉牒。自己的兄弟骨肉亦均封为亲王。尊母钮祜禄氏为皇太后。册立元妃富察氏为皇后。母族后族，都另眼相看。又把岳钟琪等释出狱中。赦汪景祺、查嗣庭家属罪，命他回藉。因此宗室觉罗，勋戚故旧，官吏人民，没一个不颂扬仁德。自西北休兵，只云贵叛苗，未曾平靖，特逮回张照、哈元生、董芳治罪，别授张广泗为七省经略，节制各路人马。迨苗疆已定，海内承平，干隆帝乃偃武修文，命大学士等订定礼乐，鄂尔泰、张廷玉两大臣，悉心斟酌，规矩三礼，考正八音。又復连年五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