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隆八年二月，前任两江总督宗室德沛奏：淮、扬两属下河田地村落，俱有圩岸，向系民修。民间贫富不一，不能全復其旧，必须官为督率。实有民力不敷者，请依筑官河官堤例，官给一半工价，一体兴作。仍要官府承担一定责任。
干隆年间，与明清以来的大多数时期不同，清廷一面义无返顾地扩展了政府职能，有力地干预和支持了经济发展事务，所费辄以亿万计，[32]那些庞大的规划几乎无一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另一方面，政府挺身而出直接干预社会经济事务，也曾对财政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急切间亦不可能全身而退。
对于十八世纪发生于中国的这一些事件，我们称之为“共时现象”也罢，称之为世界史里的大事——“现代化”也罢，无论西洋传教士，还是朝鲜李朝史料，都未曾提到。这是为什么呢？一时恐怕很难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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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宗实录》卷130，干隆五年十一月壬申。
[2] 《高宗实录》卷147，干隆六年七月丁亥。
[3] 《高宗实录》卷172，干隆七年六月；干隆二年训州县知事亲行经理，巡历乡村，从贵州的例子可以看出，在这一指示之下，一个省级的官员可能亲自巡视了多少地方。
[4] 所谓“小民至愚”、“乡愚无知”，分见雍正二年二月癸丑谕，《世宗实录》卷16；干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
[5] 见道光《遵义府志》卷16。
[6] 陈宏谋：“劝种桑树檄”、“倡种桑树檄”，《皇朝经世文编》卷37，见彭泽益书，页203。
[7]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104-108。
[8] 嘉庆《达州志》卷49，引《论语·尧曰》；《论语》全句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亦可为政府劝农作一註解。
[9] 《高宗实录》卷216，干隆九年五月乙酉；《清史稿》，卷306，《柴潮生传》，中华书局，北京，1977，页105：35-105：39。
[10] 《高宗实录》卷211，干隆九年二月丙寅。崔纪，原任陕西巡抚，干隆初年曾倡导开井，旋因“务期速效”，强迫民人，遭致批评。
[11] 《高宗实录》卷205，干隆八年十一月乙巳，《高宗实录》卷239，干隆九年四月己巳。
[12] 广东围基向来原系民修，后经鄂弥达奏请，改为官修，百姓遂以为无与己事，一切委之于官，因终非长策，復令围民自行修补，《高宗实录》卷173，干隆七年八月庚戌，《高宗实录》卷183，干隆八年正月甲申；安徽陂塘，见《高宗实录》卷259，干隆十一年二月；即令各省城垣工程，也都曾规定不论大小，“统令动项修补”，《高宗实录》卷260，干隆十一年三月戊辰；其后这些政策多被重新检讨。
[13] 《高宗实录》卷217，干隆九年五月壬寅。
[14] 《高宗实录》卷225，干隆九年九月。
[15] 《高宗实录》卷230，干隆九年十二月丙午；《清史稿》，卷307，《刘于义传》，中华书局，北京，1977，页10551-10552；直到干隆十一年，刘于义（署直隶河道总督）仍请于天津府，“官为穿井，分给于民”，《高宗实录》卷261，干隆十一年三月己丑。
[16] 《高宗实录》卷289，干隆十二年四月丁亥。
[17]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3、4；《啸亭杂录》卷7，“泗”，作“汜”。
[18] 《高宗实录》卷219，干隆九年六月己巳、辛未。
[19] 《高宗实录》卷220，干隆九年七月乙酉。
[20] 《高宗实录》卷225，干隆九年九月。
[21] 《高宗实录》卷227，干隆九年十月。
[22] 《高宗实录》卷231，干隆九年十二月癸亥。
[23] 赵慎畛：《榆巢杂识》：滇省开凿通川河道，自东川府小江口入金沙江，泝流至新开滩，直通四川泸州，千数百里，皆藉人力化险为平，工费约数十万金。自干隆八年十一月兴工，至十年四月告成。
[24] 建仓似始自干隆二年七月癸丑，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覆，直隶按察使多纶奏豫筹积贮事宜。所称需用仓廒，应令该督酌请修建（又见三年五月己巳）；七月，两江请添建仓廒；十月及随后几月之内，四川、奉天、广西、浙江、江西、贵州亦请建仓；每间估银二十两（浙江）；干隆六年六月戊午，吏部尚书署两江总督杨超曾疏言：安省常平仓收捐谷石，各府州县共不敷贮谷九十三万三千九百八十石，需添建廒仓二千三百四十二间；八月癸卯，总督仓场侍郎塞尔赫等奏称：京仓廒座，不敷积贮。请于京城内外建廒九十八座，以足新旧千座之数。干隆十一年二月甲子，巡抚黄廷桂疏称：甘肃通省应建仓廒一千四百余间，共估需工料银七万八千八百一十余两有奇。皆从之。
[25] 《高宗实录》，卷79，干隆三年十月，两江总督那苏图奏。彼时江苏即动用三十一万两，修建被灾几紧要处所城垣，孙文良、张杰、郑永川《干隆帝》（页67）称，“两江动用藩库银五十万两大修城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