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隆十二、十三年，定守令久任例，以使守令得“从容展布”，“实能为地方兴起教化，劝课农桑，兴利祛弊”。[15]
这些终使得一时之内，政府之手，伸到一些从未插手过的地方，国家干预也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如果说十八世纪在世界历史范围出现了一些“共时现象”，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权力的加强。而从斯科特所说“国家的视角”观察，[16]它们皆可视为典型例证，有助于我们把近几个世纪的历史贯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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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崔纪籍隶蒲州，习见凿井灌田之利。据云遇旱年，小井仍可灌三四亩，大井灌十余亩。前康熙庚子、辛丑，晋省连续旱二年，无井州县流离载道，而蒲属五邑独完，即井力之明效大验也。陕省富平、蒲城亦藉此免荒。因此欲据秦、晋成效，思于陕西全省推广，赵慎畛：《榆巢杂识》上卷，中华书局，2001，页61。
[2] 干隆二年五月庚子谕，《高宗实录》卷42。
[3] 《郎潜纪闻》二笔卷13（页577）。
[4] 干隆二年六月己末谕，《高宗实录》卷44。
[5] 干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
[6] 干隆二年十一月丁卯，《高宗实录》卷56。
[7] 干隆二年十一月，《高宗实录》卷57。
[8] 先是，干隆二年（十一月丁卯），滇抚张允随奏请奖励老农，拟有十条规则，以十得八九者为上农，即于其内选老成谨厚之人专司教导；又请定酒礼花红奖赏之例，经部议准通行，赵慎畛：《榆巢杂识》，页53。
[9] 干隆六年十一月，《高宗实录》卷155。
[10] 干隆八年六月壬申谕，《高宗实录》卷195，又见《清朝文献通考》卷4。
[11] 干隆九年五月庚子谕，《高宗实录》卷217。
[12] 干隆二年八月丁丑、八年闰四月丁卯，《高宗实录》卷49、卷190。
[13] 干隆九年二月癸丑、九月丁亥，《高宗实录》卷210、卷224。
[14] 干隆十年正月，《高宗实录》卷233。
[15] 干隆十二年四月丁丑、十三年十二月丙午，《高宗实录》卷289、卷331。
[16] 参见斯科特：《国家的视角》（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4。
9.国家视角，兴举各项建设
政府应否大幅度的插手劝农等社会经济事务，在古今历史上时有争议。如王夫之曾在《读＜通鑑 ＞论》中说，“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者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驰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日蹙”，因此“劝农”反而会导致“伤农”。自此以后，这种争议不断发生。
干隆五年十一月，署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奏请劝农诸事：一，水田宜劝修渠堰，一，山土宜广行垦闢，增种杂粮，一，树木宜多行栽种，一，蚕桑（山蚕）宜劝民兴举，一，劝民种棉织布，一，工本宜酌量借给。
刑部左侍郎张照即提出不同意见，说：臣前目睹黔省形势，觉与所提不合。如兴修水利一条，黔地古谚有之：“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黔省自平溪、清浪以下，无地非山，间有四山不相连接，旷而且平，若四五里，即建县治。若只一里半里，即是村镇，无隙可耕。若田则多在山上，何处可以开渠？然山田无水百谷亦生者，以常有雨。是不特无地可以修渠，亦无所用修渠也。又如添种杂粮，岂不甚利？但承平八十余年，岂至今尚不知种植？则其天时地利，必有异于他省者，虽加劝导，窃恐徒滋扰累。
张照的意见，与王夫之所批评的相当接近。大学士九卿虽不大同意他的意见，却也认为黔省无蚕桑木棉之利者，“似不尽由民愚妇惰”，而另有其具体原因。[1]
对此两议具奏，皇上不好断定孰是孰非，最明智的办法，无疑是征求当地官员意见。六年七月，继任署贵州总督张广泗復奏：黔省各属“未开之田，多因泉源远隔，无力疏引”。不仅有渠可开，而且开之有益。因请官为督劝，借工本开修水田。并报告说，自劝民养蚕（山蚕）以来，已经试有成效。[2]
七年六月，陈德荣又奏，贵阳（府）贵筑、开州、（遵义府）仁怀、（镇远府）施秉、（义兴府）普安、安南、（安顺府）镇宁、（都匀府）荔波、（平越府）余庆等府州县之各堡坪，皆可引水垦田，四五千亩不等。现亲履查勘，给本兴工。又今年饲养山蚕，亦已结茧。[3]
为什么一定需要官府劝农？农民难道自己不会种地？政府在这里又能起到什么难以替代的作用？
在争论发生地贵州，“耕种之外，别无利生之业”，即有条件也不知开发利用。干隆三年，陈玉dg来任遵义知府，就任后“日夕思所以利民”，因在巡历时发现当地多槲，即家乡“青、莱间树”，故想引进山蚕，“以富吾民”。“开先须人”，清代大多数地方官员出身乡间，对农业生产知识有较多的了解，由此才可能引入、发掘新的生产项目。长期实行的迴避本籍的流官制度，以及官员的任职期较短（新的规定亦不过三年五年），又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一种地方官员的经常性的流动状况（如陈宏谋外任三十余年历十二省达二十一次），无虑也增加了生产知识的交流机会。“乡愚无知”，[4]对于许多地方来说，社会闭塞，信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