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其它一些建议，如直隶总督高斌奏，桑干河为永定河上游，绵长八百余里，多开渠道，可以灌溉。前经居民捐地开浚未成，呈请借帑兴工。曾遣员查勘，事属可行，应将桑干河南北两岸各开一渠。其上游之浑源河，亦可开渠灌田。干隆九年春融后委员承修，其后又加修理，桑干河开渠四十六里。[11]
当时不仅畿辅水利，其它一些向来属于民修的水利工程，也都由官府接手，动帑办理，或借予资本（如社仓谷等）。如干隆二年七月癸卯，训督抚留心水旱事宜，谕：自古致治以养民为本，督抚有司务体朕痌瘝乃身之意，刻刻以民生利赖为先图。一切水旱事宜，悉心体究。应行修举者，即行修举。如工程重大，应动用帑项者，即行奏闻，妥协办理。
又如广东广州府、肇庆府的围基，安徽的陂塘，等等，[12]更不用说各项河工、水利了。
干隆九年五月下旬，大学士鄂尔泰等会同九卿议復，柴潮生请于直隶兴修水利，诚非凿空无据之说，必使全省之地形水道，脉络贯通，决非旦夕所能奏效；若如该御使所奏，遽遣大臣赍帑，前往开浚，将现在之赈民，派令就工给值，诚恐仓卒。得旨：“依议。畿辅兴水利，乃地方第一要务。”命曾任直隶总督、布政使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刘于义前往保定，会同总督高斌详议经理。[13]
九月，直隶总督高斌奏，尊旨查勘水利，伏以（白洋淀）东、西二淀，诸水会聚，容堪毕详筹奏闻。得旨：“是。悉心详酌，成此永久有益之举。”[14]
十二月，协办大学士刘于义奏奉旨查办直隶水利事宜，履勘各属，现在应办浚牤牛河，开白沟河支河等，及营治稻田（六百六十余顷）。以上应办各工约估需银四十七万两，请拨银五十万两，春融次第兴工。是为初次工程，其后还有二次、三次工程。[15]
至干隆十二年，据报，顺天、保定、河间、天津、顺德、广平、大名、赵州等处各工俱已完成，前后共享银七十余万两。[16]
干隆十三年三月，湖南巡抚杨锡绂奏：窃以为目今养民之政，尤当专意讲求者，莫如水利一事。今江湖河港之水利，其在通都孔道者，固已逐一整顿。然山乡僻壤，旧有陂塘堰坝，阅久湮废者不少。若亲民之官为之指示开导，当无不爽然悟者。
贵州按察使介锡周也力主筑坝开渠，其无力引水之田，则照例官借工本。
更多更大的项目和工程接踵而至，如总督方观承治直隶永定、滹沱、白沟等河，奇材、鸡距等泉；尚书裘曰修所治黄、淮、淝、济、伊、洛、沁、泗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浚瀹，贯穿原委，俱有成效；巡抚胡宝瑔分疏河南水利，开河六十七道，计二千五百里，等等。[17]
不管十八世纪直隶水利工程最终进展如何，它都构成了有关方面在“前现代”的最大一次努力。就其雄心之高、计划之大来说，恐怕只有二十世纪才能与之媲美。
开矿，更是一个长期以来备受争议的问题。清初矿禁较严，干隆初对矿政作了较大调整。其后，干隆八年广东布政使托庸奏请开矿，两广总督马尔泰议復，称广州等府报出铜铅等矿二百余处，现确查召商试采。九年六月，这一提议遭到御史卫廷璞、欧堪善的非议。上命军机大臣将卫、欧二折抄寄马尔泰等，“悉心定议，务期妥协无弊。”[18]
七月，马尔泰等条陈粤东开采矿厂事宜，称广州府所属州县报铜矿十二、铅矿二十二、他矿三，韶州府属报铜矿五、铅矿二十七、他矿三，惠州府属报铜矿十六、铅矿十、他矿五，潮州府属报铜矿六、铅矿七、他矿二十九，肇庆等府报铜矿二、铅矿五、他矿十八（包括金矿九），各直隶州报矿三十三，全省共铜铅金银等矿场近二百处，请召商试采。奉旨准行。[19]
九月，新任两广总督那苏图奏报到粤，得旨：“两粤开采一事，颇为目下急务”。[20]十月，那苏图与署广东巡抚广州将军策楞具摺奏陈，反驳卫廷璞、欧堪善禁矿之议：粤省在在需用钱文，鼓铸一事，万难缓待。而铜斤之产于东洋者，江浙等省纷纷购买，尚虑亏缺；其产于滇南者，额解京局，及供应本处与川黔等省鼓铸，岂能源源接济？粤东现有矿厂，弃而不取，非计之得也。“臣等身膺重寄，何敢好大喜功，创此无益之举？”
议者或谓矿厂一开，奸良莫辨，事属可虑。然云南、粤西频年开矿，并未滋事。惟在弹压有方，便无意外之虑。或谓聚此数十万工丁，必致米价腾贵，产米地方，远则江楚，近则粤西，皆一帆可达，购邻省之米，养本省之人，有何食贵之虑？
况粤东山多田少，民人苦无耕作之地，与其漂流海外，何如入山佣趁，使俯仰无忧？是开采非特为鼓铸计，兼可为抚养贫民计也。现在报出铜铅各矿，可自广州、肇庆二府起，先行试采，由近至远。[21]
那苏图、策楞的建议，不久为大学士会同户部批准。[22]随后矿业进入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清代矿厂中约百分之五十都建立于干隆时期，——这一事实，与清代农业以及人口增长方面的情况也是一致的。
矿业的开发，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一个产物，在农业生产有着高度增长之后，要想进一步发展经济，只能向工矿业去谋求出路。儘管我们不应夸大矿业在清代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或以为它一经政府批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