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美）《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
[20] 参见汪晖：“重读《孟子字义疏证》”，《清华历史讲堂初编》，页309。
[21] 参见高王凌：“清朝统治的满洲特性”，2010年2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满族历代社会与宗教”研讨会论文。
[22] 据吕思勉先生说，宋儒论治，但欲以古为法，遂至欲復井田封建，实具有“彻底改革之精神”（皆欲大变现局）；并此原理而不认者，必为庸俗之宋学家矣（《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页568），“彻底改革”，当然就增加了它实现的困难。
[23] 据说，世宗皇帝屡屡鼓吹儒释道三教同源，“尝告近臣曰：朕欲治世法十载，然后开明释法”（《啸亭杂录》卷1）；并在宫内养着一批和尚、道士，甚至参与机密情事，如国师文觉日伺宸扆，参密勿，上倚之如左右手。传闻隆、年之狱，阿、塞之死，皆文觉赞成。今上登极，皆放还山（萧奭：《永宪录续编》）；又，据梁启超云：康熙末，耶稣会党太子，喇嘛党雍正（《清代学术概论》，蒋方震《序》，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御批纲鑑》（卷101）云：“方外之人，经涉世务，鲜有不生衅滋事者”。
[24] 《朗潜纪闻·三笔》卷1：国初，太常寺乐官用道士承充。干隆间，高宗特谕廷臣：二氏异乐，不宜用之朝廷。乃别选儒士为乐官（遂有“乐部”之设）。又，干隆五年敕部定议，嗣后正一真人不入班行，授秩五品；干隆三十一年，重定为正三品。
[25] 干隆十四年十一月己酉谕，《高宗实录》卷352；又见《朗潜纪闻·二笔》卷9《任启运受两朝礼遇》。
[26] 《啸亭杂录》，中华书局，北京，1980，页15-16；《朗潜纪闻·二笔》卷8：“干隆朝举经学，顾（栋高）、陈（祖范）、吴（鼎）、梁（锡屿）四君，同授司业”（即干隆十四年事）；敕将梁锡屿所着经学，翰林、中书各誊写一部；吴鼎所着书，奉谕着录四库。“圣朝尊经重道，疏逖不遗，宜干嘉后朴学蔚兴，继四先生而起者，家许、马而人郑、孔也”。
[27] 余英时语。
[28]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页477。
[29] 《郎潜纪闻初笔》卷9《干隆初年太学得人之盛》。
[30] 关于十八世纪经世学派，参见高王凌：“18世纪经世学派”，《史林》2007：1；根据这一种新的近代史观，中国从十八世纪（不是“鸦片战争”，更不是二十世纪以后），就开始她的“现代化”建设了。儘管其努力还很不够（否则岂不成了英国一类的“先发国家”）。为此戴逸曾表示，可能还存在第三个方面，即开始了各国疆土的武力开拓（这点可称之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建设），参见见高王凌：“刘松龄：最后的耶稣会士”，《中国文化研究》2006：4，页170。
[31] 曾国藩《家书》中云：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辞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大约是受唐鉴“为学只有三门”之说的影响。以后又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至咸丰元年，始增加第四科“经济之学”。
[32] 在《皇朝经世文编》中，所收陈宏谋的文字仅次于清初顾炎武；在魏源笔下，他不但是十八世纪的中流砥柱，也是十九世纪经世学的开路先锋，参见罗威廉（William T·Rowe）：Saving the world：Chen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China（《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胡明辉：“十八世纪在近现代中国史的枢纽位置”，页135；据说。曾国藩也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晚清经世实学》，页320。
[33] 参见《书目答问二种》，页277-278。
[34] 陆耀，干隆十七年举人；十九年，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后官至山东布政使、湖南巡抚，卒于任所。干隆四十年，汇集清初迄干隆间诸儒有裨经世之文为一编，题为《切问斋文钞》，凡三十卷。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经世思想，既有内在的修身养性，也有外在的经济事功。如置于全书之首的“学术”部分，内容涵盖了立志、学风与治学、读书、师道诸多方面，主张学术要与当今社会联繫在一起；反对空谈心性、反对琐碎之考据、反对揣摩应举的辞章之学。“财赋”部分则涉及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如田法、生财理财之策、赋役征收、漕运、钱粮、钱法盐法等等。这样的编排方式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使“经世”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它也被后来魏源、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所借鑑。后者在体例上也是分为“学术”、“治体”，与“六政”（吏户礼兵刑工）两大部分，其中所收，主要都是十八世纪人物的言论。是在《切问斋文钞》的体例基础上，更详尽地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