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高宗实录》卷304。
[11] 据中国第一历史檔案馆存檔，可以查找到的有关奏摺已有二十六份，除一份外（山东），所有的原件差不多都找到了；参见邓海伦（Dunstan）：《政府还是商人——十八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政治过程》、魏淑民：“干隆朝粮政事件的再探讨”。
[12] 参见干隆三年十二月庚辰谕。
[13] 参见魏淑民：“干隆朝粮政事件的再探讨”。
[14] 参见高王凌：“另类的金川”（2010，未刊文稿）。
[15] 《高宗实录》，卷332，干隆十四年正月辛亥谕。
[16] 《高宗实录》，卷332，干隆十四年正月己未谕。
[17] 干隆十三年七月辛丑，《高宗实录》卷319。
[18] 干隆十三年十二月壬辰，《高宗实录》卷330；按：不少学者以为仓库真的多存有1400万石粮食，其实它是不存在的，只是就那4800万石拟议存额而言的一个假设。
[19] 干隆十七年七月丙寅，《高宗实录》卷396。
[20] 高王凌与王业键、白彬菊的分别谈话，1987，美国。
[21] 干隆二十八年九月己卯，《高宗实录》卷695。
[22] 干隆九年三月辛丑，《高宗实录》卷213。
[23] 干隆十三年五月乙酉，《高宗实录》卷314。
[24] 《清史稿·王亶望传》。
[25] 干隆五十二年五月甲申，《高宗实录》卷1281。
[26] 袁枚：“上两江制府请停资送流民书”，《袁枚全集》二，240。
[27] 干隆十五年正月辛未谕：至去岁所颁谕旨，原因外省修理工程，未能酌量缓急，所当留有用之经费，以资调剂，初不为减省钱粮起见。……上年军务告竣，岁值丰登，库帑储备，尽已宽裕，无事鳃鳃过计，《高宗实录》卷357。如果说在干隆十三年前后曾有过财政上的考虑，那也是一时的，不是长远的，是行政性的，不是政治性的，何况在那几年正在实施全国普免，所免税额在三千万以上呢。
[28] 参见和卫国：“干隆前期纳谷捐监研究”，《明清论丛》第七辑，2006，页384400。
[29] 参见邓海伦：“试论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荒政会议论文，2005年，北京。在会上就这一问题的定位，几位国外学者，如李明珠、魏丕信与邓海伦之间还发生了有益的争论。显然，所谓留养资送制度的兴废，是远不足以概括这一问题的。
[30] 参见干隆十四年二月庚子，三月己酉，四月乙酉，丙午，五月癸亥等。
[31] 干隆十四年三月乙卯。
[32] 干隆十四年七月壬子：与准噶尔交易之事，若在官承办，赀本价值，亦必不能如商人之斟酌减省。应仍令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庶为妥协。
[33] 参见孙喆：“清前期蒙古地区的人口迁入及清政府的封禁政策”，《清史研究》1998：2。
[34] 在伯克利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之后，魏斐德教授（F·Wakeman）和曾小萍教授（M·Zelin）分别向高王凌指出了这点，认为它也应该划入这一“收敛”之内，1987年1月，伯克利，1989年5月，北京；又见曾小萍：《The Magistrate's Tael：Rationallizing FiscalReform in Eighteenth-CenturyCh'ingChina》（《知县的银两：十八世纪清朝中国的财政合理化改革》），Berkeley，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1984。
[35] 干隆十四年六月壬午谕。
[36] 干隆十一年十一月癸巳谕。
[37] 干隆十四年正月乙亥；因其“行之十余载，渐成故套”。
[38] 《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三，引自史媛媛：《清代前中期新闻传播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页43。
[39] 干隆十四年十一月庚申谕。
[40] 干隆十四年五月戊辰。
[41] 据说皇上即位之初，以辅臣之议请，命除供奉内廷西洋传教士外，满汉军中布教之西洋人，禁其居留。尔后京师及各省教民被拘禁者甚多。干隆元年（1736年）五月初，郎世宁乘皇上来如意馆观赏其作画之机，跪求缓和教禁。上谕：“朕未尝阻难卿等之宗教，朕惟禁旗人信奉。”十日后，又由某亲王召教士入宫，代宣帝旨：“唯禁旗人信教，他皆不问，教士亦得自由信奉。”嗣后对信教者即持宽大态度，迫害之事几绝迹。《燕京开教略》一书直誉“郎世宁片言之功，有胜千百之奏疏”，参见郭成康：《清史编年》，第五卷，第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42] 参见和卫国：“清代国家与钱塘江海塘工程研究”（博士论文），2008，干隆十八年。
[43] 如干隆十四年三月庚戌谕：“朕意苗疆事体，惟当谨守章程，行所无事，自能敉宁绥辑”。后果有二次金川之用兵。
[44] 干隆十六年五月己未，《高宗实录》卷389；这是指不久之后与烟禁一起放弃禁“踩麯烧锅”。
[45] 干隆十三年四月辛未谕、干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