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思想史研究中，一向最受重视的就是“考据学”了，其他几无地位可言。为此，相对于孔门的“德行之科”（义理之学）、“言语之科”（辞章之学）、“文学之科”（考据、汉学），曾国藩特增“经济之学”，即“政事之科”，为“儒学”（注意它不等同于理学、考据学）四要项，“缺一不可”。张之洞亦称“理学家”外，尚有“经济家”一名目，“其奏议公牍即是着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 《经世文编》中“（参见苗华国、余芬论文）。
儒家《大学》八条目，虽说“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落实在“治国”、“平天下”之上。于此立定脚跟，超越宋明，回到先秦儒家，企图建立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正是清代（十八世纪）“经世学派”的志向。
其实《皇朝经世文编》中收集的，主要就是十八世纪的作品。“经世之学”不仅存在于十七世纪（胜朝遗老），及十九世纪（所谓改革派），也存在于十八世纪，不过内容有所不同罢了。为此，必须开阔眼界，看到国务官员一派人的思想作为（如曾国藩即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而不能像一般学术思想史研究一样，局限于那些民间士人（参见宋玥论文）。
对“六政”的处理，使得兼任宰相的清代皇帝成了国家头一号技术专家，并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技术官僚。过去学界对他们和他们为处理国家政务所持有的必不可少的学术和专业知识，一直采取了轻视的态度。虽然它们不属于“经学”的范围，却是传统“儒家”必不可少的“学问”。
从经济史转入政治史：
“十八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是我研究生毕业后自己选择的第一个研究题目。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递交北戴河第一届清史讨论会，同时送“发展组”。当时小组正准备下乡调查（题目是“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带头大哥”决定将这篇文稿列印若干份，送中央书记处。多年后，据唐晓峰迴忆，岐山曾拿此文向他显摆。最后终于形成为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这无意间扩大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它把一项“经济史”研究，带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领域。也许正如钱穆所说：“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参见我的博客“清代经济史论坛”及其分类说明，特别是有关垦政、农政、粮政部分）
六、干隆皇帝的“专制理念”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正面认识传统政治并不等于专制政治皇帝的位置（君相合一）“一人做主”不赞成“朋党”不得于上奏前互相讨论 反对“聚众”戒“干誉”（及“蛊惑人心”）众多的“汇议”（参见申妙论文）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一切大事，最后都为一人决定，“由一人作主”（而不是诡称民主而不肯负责），正是儒家一个基本政治主张。同时也有很多证据表明，皇帝并不是“无法无天”的。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有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都翻不了身（其实在这类问题上很多人都是“以今度古”和“以己度人”）。
不再迷信“科学”之后，我对“民主”也不那么看好了。在研究干隆时更发现，这位皇帝可是有着自己的一套政治理论，如强调皇帝职责（今人或谓之坚持“专制主义”），不许聚众、禁朋党、戒干誉（今人或谓之“反民主”）等等。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应重新得到正面的解释（参见《读书》2009：11，及有关博客）。
清朝皇帝兼任宰相，又一切“出自朕衷独断”，无人“辅佐”，无大臣“襄赞”，这使他成了一个十分孤独的人物。他身边也几乎没有形成一个“帝党”。
这不是“专制”，也“专制”不起来。何况还有一些基本原则（如道统）要遵奉，有法律条文的限制需要顾及，怎能说“最后为一人决定”，就是“专制”或“专制主义”呢（与余英时的通话）！
今天捧读清代实录或其他檔案史料，亦不难发现，皇上谕旨虽非公之于众，但无论面对谁人，他都是在讲理，像是在面对天下苍生，面对历史，不但道理要讲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往往也要交代清楚。“蛮不讲理”，或“没理找理”的事情也不是没有，但都得说出一套，并非“黑箱作业”。皇帝也常常征求别人意见，或发起廷议、会议予以讨论（特别是在那些专业性很强的社会经济事务，如粮政、矿政、水利以及禁铜、禁烟、禁酒上），这也和一般对“专制政治”的理解不符。
知错能改，且能再三，也不好说是“专制”。
如果说他说一不二，政令通行无阻，不受其他任何制约，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似乎又于史实说不过去。
纵观干隆初政十几年时间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其过恐怕并不在所谓“专制”之上。中国文字“专制”二字义不在此，昔日也从未有以之论皇帝是非者（西方的“专制”当初也不是贬义词）。特别是清代皇帝君相合一，一身而兼二职，即是政治领袖，又是行政首脑，一般就行政而言，并无所谓“专制”与不“专制”一说的（熟悉现代史事者即不难了解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