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福建邵武县杜国祥等倡立铁尺会，并与建宁县江茂等结连，均已拏获，并起出铁尺二根、伪札稿一纸。得旨：看来非大事，唯为首者重处。
干隆二十年四月，府谷县拏获粘贴纸单三人，单内语多诞谩不经。着传谕该抚，若审无别情，不过庸愚无籍之徒，藉此诳骗银钱饮食，当秉公审拟，就案完结。不必有意过为深求，使捏名诬认。
手段似是“辣”了一点，但也未“赶尽杀绝”，将追查无限的“扩大化”。
干隆二十年九月，南河总督富勒赫奏，赵永德呈首原任刑部朗中程某所作《秋水诗钞》诽谤悖逆。嗣经查明系赵永德捏词诬告，以图讹诈。上谕：倘因胡中藻逆案，动于语言文字之间指摘苛求，则狡黠之徒藉以行其诬诈，此等刁风断不可长！（43）
干隆二十一年六月，谕：图勒炳阿查办杨楷模造作谣言一案，殊属过当，何必委员逐家搜查。似此办理，岂不虑及贻害无辜，张皇滋事耶？
另一方面，对一些事情却似乎是“放宽”了一点，如对“聚众”一事，谕：
如现在已经散赈，并无官吏侵蚀情弊，而刁民乘机聚众，要挟生衅，则当痛惩以儆刁风。（44）
言下之意，如果确有“官吏侵蚀情弊”，则不当一概而论，一律从严了。
其后，对生员陈安兆“妄着书籍，语多悖谬”一案，谕：
此等笔墨之过……而加以吹求，转无以服其心，且恐开告讦之渐。（45）
但对案件侦破过程中的刑求问题，仍然不肯鬆口，似乎如此一来，就丧失了一个重要的破案手段。御史郑廷楫奏：各省题奏事件内，有任意煅炼，致百姓或毙非命者。请勅下问刑衙门，不得刑外用刑等语。上谕：
非刑拷逼，原有律禁。……何必于例所已禁，又復定为科条。若徒以语言禁令为务，是舍本而齐末也。
郑廷楫折内称伪稿案中军机大臣每问一事，“必准情酌理，细心推勘”，行为显然与外省官员不同。这也只能引起皇上的不快，着严行申饬。（46）因若不允“刑外用刑”，官员们又靠什么来完成那些极端化的任务呢？
5．余波
这一切初看起来都出乎意料，不期然而然就发生了。南巡一行，国计民生的大计没有访求得着（第一次南巡几乎各方面皆无成就可言），反而来了一起“文字狱”的小高潮。
起初，皇上刚刚即位，御史曹一士就上了一个名为“请宽比附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的奏摺，其中说道：“比年以来，阊巷细人，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私书，指摘文字，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族，破家亡命”，并用“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两句话，概括了文字狱的恶劣影响。汪景祺等枭示大约十年了，头骨还悬挂在菜市口，左都御史孙国玺奏请将六人首级“掣竿掩埋”，上命“照所奏行”。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遣的汪景祺及查嗣庭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之事，批准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现在，这一切似乎都被置诸脑后了。
皇上最讲究“物来顺应”，但流为“跟风走”，反倒像丢失了远大的目标，成为了“随波逐流”。
第一次南巡风波，又有几分像似干隆三十三年的“叫魂案”，其一，查案中，皇上批评“外省习气，一切委之属员，取供过堂，虚文了事”，要求督抚大吏“承旨鞫讯，亲身研审”，（47）实行中央集权、政治一元化，从中央、各省，直接插手基层，指名追查疑犯，直到乡村社会、穷乡僻壤。
其二，迁怒地方官员，一批官员为此受到处分，如干隆十六年八月，将山东巡抚准泰革职拏问；山东按察使和其衷一度也革职拏问；十一月，令将江西巡抚鄂昌、江西按察使丁廷让解职；十八年正月，汀漳龙道单德谟于蔡荣祖谋为不轨一案，既不能觉察于前，又并不检举于后，情节可恶，仅予罢斥不足蔽辜，着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湖北罗田知县冯孙龙，则因马朝柱结党聚众不能早为觉察，发觉后又不到天堂寨查搜，致令马朝柱远扬，被奉旨正法。
皇上批评一些督抚：“意中未必不以此案为可不必如此办理，希图草率完结。”（48）復谕：
伪稿流言，乱民风者尚小，而上下相蒙，关吏治者甚大。若颟顸了事，以模棱为大度，以朦混为包荒，政治尚可问耶？若因案情难于根究，遂尔悬搁，嗣后有似此者，其得竟付之不问乎？我大清国有此政体乎？（49）
又谕：
外省督抚，养尊处优，牢不可破之恶习，无所惩戒，何由更改？既明知其办理悖谬，而復为姑容，国家任用封疆大臣，安用有此？外省吏治，尚可问乎？
若但谓一切报罢，遂为息事宁人，则朕自御极以来，即可高居端拱，耽乐深宫。又何事十七年焦心劳思，朝夕孜孜，君臣交儆，岂至此日而反改前度耶？（50）
并指斥一大批能臣：
近日督抚办事，有所谓上和下睦，两面见好之秘钥。貌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阴市私惠，谓有旋干转坤之力，使属员心感。尹继善惯用此术，方观承及巡抚中一二能事者，趋而效之……（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