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观察，在清代十八世纪，“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第一个，恐怕就非人口问题莫属了。这种情况，在四川我就发现了。
公元十八世纪之初（康熙四十年代），清圣祖（康熙皇帝）发现，国家人口益繁，不能不“预筹安养之策”。这就展开了清代史中最有光彩的一页，集中表现在十八世纪头五十年中，政府连续给出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康熙、雍正时期，中国“人丁”只有两千数百余万，到干隆初年初次统计“大小男妇”，就发现已有一亿三四千万“口”（那还是国内清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尚需经过一番考订，才知道“丁”非是“口”；因昧于“丁”与“口”乃两条“非平行线”，时兴“以丁折口”；对人口问题的发现，仍归之于干隆晚年之洪亮吉，不知两者差了八九十年，中间还有一大段故事；称洪氏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也表明国人在学术上之崇拜外人及好拾牙慧）。至干隆五十八年，全国人口达到三亿之众。
中国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口（汉代、宋代、明代的最高数额不过六千余万），也没有这么大幅度和快速的人口增长。重要的是，它竟与后几百年连成一段，一直增加到十几亿之众。各位也许不会同意我的看法，即中国从彼时即已开始试行“现代化”（参见拙文，《史林》2006年第5期），但不难发现，“当日”问题与“今日”已十分接近。
还有一节不能不说，就是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可以圣祖皇帝为代表），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而非限制人口增长）。它自然要带来一个巨大的需求和农业产出，并带动一系列政府政策的出台。
二、似乎不成问题的开垦政策
要发展经济，首先便是开垦土地，当日朝堂上称为“垦政”。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对农业生产来说，第一步即开垦土地，舍此并无其他。至于灌溉、施肥，以至复种、多种经营，一步步提高耕地利用水平……都是以后的事。历代都把土地开垦，作为“恢復时期”的主要政策，一向也卓有成效（如明代初年）。
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清代以前明代中国的耕地面积，已有7亿多亩，到民国初年，达到14亿亩。其间约7亿亩是为清代开闢，占据一半（数据中的问题存而不论）。换句话说，清朝三百年土地开垦，与以前三千年所垦约略相当，成就极为可观。
从其他各方面史料也可印证，清代出现了“全域性开垦”，势头及于历史上从未开闢的深山老林、生荒地土，其中最着名的新开发地区有西南、中南及东北等地，相对于明代经济重心偏于东部运河一线，已形成极大反差。
经过清初“恢復时期”的持续开垦，到雍正年间（1723～1735），中国造报耕地数字达到9亿亩。估计民国初年造报的14亿亩耕地中，可能有12亿亩，是为干隆年间（1736～1796）已经开垦。
可是当康熙年间（1661～1722），中国还有大片的荒芜土地有待开垦，圣祖皇帝却持相反观点，表示：“内地实无閒处”，“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
圣祖之后，世宗皇帝重新强调土地开垦，史称：“雍正间督各省开垦，颇用以厉民”（特别是在中州河南等地）。引致朝野不满。
因此高宗皇帝甫一即位，便一面声称：内地开垦一说，断无其事。各省督抚亦断不得以此为言；一面减税免税，甚至对耕地面积的统计都不復关心。“长时段”历史不好解释短时段“事件史”，这是一个例证。三十年内，政策在三个皇帝手里来回变动，由什么“客观原因”可以解读？
清朝皇帝是不是“错了”，也有学者于此“斤斤计较”，却忽略了作为一位“当事人”、“口述史作者”，是没有所谓“对错”的。对传统的“宽政”缺乏了解，也不免带入现代的“先入之见”。
所以到干隆初年，中国的耕地数字就固定下来。中国传统的经济政策出现了历代没有过的大转向。今人对此可能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事实上却非同小可。
儘管这些都属于经世派的学问（参见《皇朝经世文编》），可惜的是，清人对自己这些东西，从没有好好总结过。一直等到很久很久以后……中间还走了一段大弯路。
为什么要这样说？事情还要追述到半个世纪以前。据史料记载，1950年1月访问苏联期间，毛泽东曾说，“中国人吃饭难是个普遍的大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发展农业，扩大粮食耕作面积”（《汪东兴日记》）。同期陈云也认为：“农业增产有三个办法：开荒，修水利，合作化。这些办法都要采用”（《陈云文选》）。在毛泽东编辑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也认为土地开垦还大有潜力可挖。……这种情况，直到很久以后才有所改变：1970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才承认中国没有什么土地可以开垦（其间也不是“一无所获”，但开垦的都是边际土地，成本较高，而且所得不及每年城市化的“消耗”，因此中国耕地面积仍停留在以前的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