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战国策》和《资治通鑑》的记载，公叔痤临终前向魏惠王举荐卫鞅，但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年老昏聩，因此置若罔闻，导致卫鞅流失到了秦国。后来，魏国在公元前340年大败于卫鞅率领的秦军，就是公子卬把自己送上门的那一次，魏惠王被迫割地求和，后悔不迭，感嘆“恨不用公叔之言”。
照此说法，是魏惠王不听忠言、一意孤行，导致了卫鞅的流失，让魏国失去了再次崛起的机会。——真是这样吗？不要说“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的鬼话，百姓不是白痴，广大围观群众要求真相！
要找到真正导致卫鞅流失的根源，还得从头分析公叔痤与魏惠王的对话。
根据《战国策》的记载，公叔痤当时病得只剩下半口气，魏惠王专程赶来探望。
魏惠王问道：“您老人家病成这个样子，问句不该问的话，是否对国家事务有所安排？”
公叔痤见问，郑重地向魏惠王举荐卫鞅，并希望魏惠王“以国事听之”。但紧接着又告诫道：“即便不想用他，也千万别让他出境。”
魏惠王没有当场表态，出来后对身边人说：“公叔痤老先生也算是贤人了，竟然让我什么都听一个小小的侍从，这不是老糊涂了吗？”
在《战国策》的基础上，司马迁在《史记》中，又对这段对话作了进一步改造。
在回答魏惠王的提问时，公叔痤回答的是：“我有一个侍从，年虽少，有奇才，希望老大您举国而听之。”
魏惠王不置可否，公叔痤又接着说：“如果您不愿意用，那就必须把卫鞅给灭掉，千万别让他出境。”
魏惠王空口应着，出来就对身边人说：“这个公叔痤，一会让我什么都听卫鞅的，一会又让我把他咔嚓掉，这哪是身体有病，简直是精神有病！”
单就这两部史书记载的情况来看，把导致卫鞅流失的帽子，一股脑地扣到魏惠王的头上，未免有失公允。
咱们换一种场景来说明，比如说亲。就算媒婆把对方吹得天花乱坠，咱也得见上一面，了解一下身家多少、三围几何吧？面没见着，却要求存摺上交，房产证还得添上一个名，谁同意谁就是真有病了！
回过头来看公叔痤，在《战国策》的记载里，他对卫鞅没有作任何介绍，即便按《史记》的说法，也不过是“年虽少，有奇才”两句空洞无物的夸讚而已。公叔痤在拿不出任何支撑证据的情况下，就强烈要求魏惠王要么重用、要么斩杀，魏惠王怎么可能同意？
如果重用了，万一不胜任，别人会骂魏惠王轻信权奸、视社稷如儿戏。如果杀掉了，别人又会骂魏惠王滥杀无辜、以百姓为刍狗。——老鼠进风箱，公叔痤让魏惠王无路可走，唯一的办法就是充耳不闻。
总而言之，这次对话是公叔痤一手造成了双方“信息不对称”，正是这次无效的沟通，直接导致卫鞅出走。
不仅如此，公叔痤举荐卫鞅还有一个重大疑点，这是司马迁最先发现的：既然知道卫鞅是个牛人，你公叔痤早干吗去了？
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刻意加了一句“公叔痤知其贤，未及进”，将这个重大疑点公之于众，实际上也是将导致卫鞅流失的责任，直接指向了“雪藏”人才的公叔痤。
从挤走吴起的“前科”来看，公叔痤“雪藏”卫鞅的初衷，应该就是担心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可以说，公叔痤的自私，改变了魏国的命运。
对于历史，我们总喜欢去想：如果当时怎样怎样，那么后来的历史将会如何如何。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话题，因为历史没有假如。
历史对微小扰动的敏感与混沌系统类似，没有谁能够预料，如果卫鞅当年没有来到秦国，今天的我们会是什么样子。但谁都可以断定：秦国有了卫鞅，中国的历史为之而改写。
公叔痤死后，卫鞅响应秦孝公“求贤令”的号召，怀揣恩师李悝编撰的《法经》，西出函谷关，来到了秦国。
虽然“求贤令”遍布秦国的大街小巷，但最高领导并不是想见就能见的，得靠说得上话的人引荐。为了能够在秦国国君面前推销自己，卫鞅投奔了秦孝公的亲信景监。
有了景监的引荐，卫鞅如愿以偿地得到秦孝公的召见。但是，初来乍到的卫鞅并不清楚秦孝公的真实意图。在前两次会面中，卫鞅先说“帝道”，再说“王道”，兴趣不浓的秦孝公听得云里雾里、昏昏欲睡。到了第三次，卫鞅大讲“霸道”，秦孝公有点兴趣了，但除了讚赏卫鞅的才学以外，没有进一步的反应。
秦孝公的反应不免让人感到难以理解，他不就是想称王称霸吗？为什么对卫鞅的学说无动于衷呢？其实，秦孝公不是认为卫鞅说的不对，而是觉得离秦国的现实状况太遥远。就像欠着一屁股债、吃了上顿没下顿，却听推销员介绍如何购买理财产品一样。——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扯着蛋。
卫鞅总结了三次会面的经验教训，在景监的引荐下第四次会见秦孝公。说到这里，我们既佩服卫鞅的锲而不舍，更佩服秦孝公的礼贤下士。面对一个一而再、再而三地求见，但始终所言不达己意的人，秦孝公没有贸然地拒之门外，这是何等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