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说过，多国联合攻齐时，魏、赵、燕、楚都分到了土地。在这次“打土豪”运动中，秦国并非一无所获，也分得了以陶邑（今山东省定陶附近）为核心的一片区域。由于秦国与齐国之间隔着广袤的中原，陶邑成了秦国在中原的一块飞地，治理起来比较困难，宣太后索性将这个地方封给了自己的弟弟魏冉。
问题一下子就明朗了：刚、寿紧挨着陶邑，魏冉这是借秦昭王的军队，为自己在中原扩地盘！
魏冉打着为秦国打天下的旗号，暗中谋一己私利。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伎俩，瞒得过别人，瞒不过范雎。经“局外人”范雎的指点，“当局者迷”的秦昭王恍然大悟。
第二，秦国正确的外交策略是“远交近攻”。
范雎认为，秦国要想一统天下，“谁弱打谁”或者“谁强打谁”的策略都是行不通的，非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不可。
所谓“远交近攻”，就是够不着的要结交，够得着的要狠揍。说得形象一点，就是“推土机施工”——从崤山、函谷关开始，一步一步向东推进，先占领天下之枢纽的中原地区，再向北、东、南三个方向扩大战果，最终统一天下。
“远交近攻”的策略有什么好处呢？
——“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
秦国以前打仗，无论是“谁强打谁”，还是“谁弱打谁”，占领的很多地盘都跟秦国不接壤，而成为有利有弊的飞地。
飞地深入敌境，相当于在别人家里埋了一颗炸弹，牵制对方力量，这是飞地在军事上的好处。但是，要达到这样的作用，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是不行的。
相比之下，飞地的弊端更多。其一，后勤补给需要借道他国，很容易被卡脖子。其二，容易被对方合围吃掉，自己来不及救援。其三，飞地的日常治理困难，如果分封给宗亲，实际上是损己肥人，陶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远交近攻”就不一样了，用“推土机”推出来的土地，都是挨着秦国的，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可以稳步跟上。一片地区治理成熟后，再作为起点继续推，就这样循序渐进，最终把天下的土地全部改名换姓。
——避免四面树敌，给“合纵”可乘之机。
秦国打架没有章法，以往的“连横”都是为了应对“合纵”，从来没有清晰、稳定的结盟路线。今天歃血为盟，明天就刀兵相向。天下诸侯都认为秦国是不讲诚信的无赖，这样很容易造成四面为敌的局面，实际上是帮着纵横家游说诸侯列国搞“合纵抗秦”。
当然，诸侯列国各怀鬼胎，“合纵”最终都会搞成“连鸡”。但是，多国联合起来抵抗，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减缓秦国一统天下的“工程进度”。
按照“远交近攻”的策略，不管谁强谁弱、形势如何变化，秦国始终与够不着的国家结盟。坚持这个结盟原则，实际上是给齐、燕、楚几个国家吃定心丸，让他们成为温水里面的青蛙。齐、燕、楚三国感受不到秦国的威胁，参与“抗秦”的兴趣不大，“合纵”根本就搞不起来。秦国解除了后顾之忧，便能放心大胆地横扫中原腹地的三晋。
范雎滔滔不绝地阐述这项天才般的策略，秦昭王听得如痴如醉，不由得拍案叫绝。经过此次夜谈，范雎被任命为客卿，相当于秦昭王的首席军事顾问。
范雎想报仇雪恨、执掌大权，光靠在外交上给秦昭王“洗脑”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内政上的“洗脑”，给秦国的高层“洗牌”。
秦昭王采纳范雎的策略，几年来在魏、韩两国稳步推进，战果辉煌，范雎也日益得到秦昭王的赏识与重用。公元前266年，范雎认为“洗牌”的时机成熟，趁机给秦昭王进一步“洗脑”。这一节“洗脑”课，范雎围绕秦国的内政讲了两个问题。
第一，秦昭王是名不副实的君王。
什么是王？范雎提出了三个判定标准：“掌握内政外交大权、掌握经济大权、掌握生杀大权。”这三个标准，秦昭王一个也达不到：——内政经济方面，宣太后独断专行；
——外交方面，魏冉出使从不请示；
——法治方面，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奖惩刑罚、任免官吏随心所欲。
在外戚专权的威势下，秦昭王就是一个十足傀儡和摆设。除此之外，整个国家机器也成了外戚谋利的工具，特别是魏冉用秦国的军队四处征伐，“战胜攻取则利归于陶，战败则结怨于百姓而归祸于社稷”。总之，魏冉稳赚不赔，秦国倒了血霉。
第二，秦昭王是命悬一线的君王。
“尊其臣者卑其主”，这样的前车之鑑不可谓不多：远有三家分晋、田氏篡齐，近有子之之乱、沙丘罹难、淖齿行凶。
如今的秦国，各级官吏乃至君王陪侍，都是魏冉的心腹爪牙，已经显现了谋朝篡位的征兆。秦昭王看似太平无事，实际上已经危在旦夕，如果不果断出击，很快就会重蹈燕王哙、赵武灵王、齐闵王的覆辙。
秦昭王感同身受，立即就对外戚势力下了狠手：废太后、驱逐魏冉、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于函谷关外。同时，任命范雎为宰相，加封应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