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子衿见他停了下来，便说，你知道的就这些？但你不知道，我妈妈一共生过五个孩子。她的话音未落，陆秋生再一次接了过去，说五个吗？我只知道四个。方子衿说，我二姐三岁的时候出天花死了。陆秋生接着讲述他所知道的方家情况，他说，你的大哥方文兴、二哥方文海、你的大姐方子钰和你。黄埔军校从广州搬到南京，抗战时又搬到重庆铜梁，你大哥在铜梁军校毕业后去了第一战区，在卫立煌的手下抗日，后来在中条山上牺牲了。你的二哥在宁昌读书期间，和一帮同学一起去了延安，但后来的情况，我没有查清楚。你的大姐，在保卫大宁昌的时候是学生军的骨干，并且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方子衿挥了挥手，制止了他，说麻烦就出在这里。抗战结束时，国民党政府追认我的哥哥和姐姐是烈士，发了一笔抚恤金。我不知道这笔钱到底有多少，我爸爸妈妈说无论如何不能用这笔钱，这笔钱是我哥哥姐姐的命。他们两人一商量，拿着这笔钱，回到方家坝子买了两座山和一片地。他们把那两座山一座改名为文兴山，一座改名为子钰山，在每座山上建了一座衣冠冢。既然哥哥和姐姐的坟山在那里，没有人看管是不行的，他们请了两个亲戚守山，又把那些地租给了别人。
陆秋生一下子愣住了。他虽然不是土改干部，却知道土改政策。请两个人看山，等于是请了两个长工。请长工就是剥削。别管你家里有多少地，哪怕一千亩，只要是你自己种，那没什么事。而你如果有一亩地，并且将这地租给别人了，那么你就是地主。方家的情况，显然是一个特例，如果在城市划成分，是城市自由职业者。可是方家坝子的土地这笔帐，无论如何是要算到他的头上的，那就是地主了。陆秋生被这个问题噎住了，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睛，在方子衿的奶子上睃过来睃过去，就是没有给她一个答案。
过了好半天，陆秋生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立场。接着，他举起自己的手，在空中挥舞了一下。方子衿在培训班里无数次看到过革命者挥手的动作，那动作能够带起一阵狂风，有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陆秋生大概也想弄出点那种气概吧，但他没有，他的手软绵绵的，像一根被风吹动的柳枝在那里晃动。他对方子衿说，出身的问题，成分的问题，不是她要考虑的，这个问题，政府一定会妥善处理好。就算是被划成地主，那又怎样呢？出身不可以选择，革命的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最眼前的例子是他本人。他的爷爷是宁昌的大资本家，堂兄堂姐之中，至今还有站在反人民的立场，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跑到香港去的。但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哥哥、姐姐、妹妹，都是坚定的革命者。
离开之前，陆秋生武断地挥了挥手，对她说这件事你不要管了，我来帮你处理。他怎么处理的，方子衿并不清楚。后来，内部确实进行了一些调整，却不包括她在内。几天后她接到了去恆兴人民医院实习的通知，同时接到通知的还有另外十四名年轻的革命者。
那天凌晨，方子衿从床上爬起来，脱下白底浅花的洋绸睡衣，穿上一件白府绸衬衣，又在外面套了夹袄夹裤，最后穿上那套黄军装。洗漱过后，她开始认真地梳理那条长辫子。学生队里曾掀起过一次剪辫运动，几乎所有的女生都把长辫子剪了，梳起了解放头。可她说什么都不肯剪掉辫子，无论别人怎样做工作，就是行不通。陆秋生是培训班领导小组的五个成员之一，他坚持认为女生的辫子与革命并不可以画上等号，并且就此话题和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进行了一场大辩论。梳好这条劫后余生的辫子，她又开始仔细地打绑腿。这活儿挺细，需要巧力，许多男生学习打绑腿时间比女生长一倍。接下来，她开始打背包，将被子迭得方方正正，捆扎好，又将其他衣物打成一个小包，捆在被子上。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她往脚上套了一双解放鞋，跨出门去。
门外还是黑的，初冬的清晨，露气很重，空气仿佛都是湿的，一股说不出的寒冷直往人的颈子里灌。一些早起的青蛙呱呱呱地叫得挺欢，反倒是叫了一夜的蟋蟀似乎是有些累了，叫声显得有气无力。天幕上挂着星星，眨巴眨巴着。他们一行十五人，踏着薄薄的晨雾跨出了郊外的营房，排着队向恆兴市走去。如果他们的帽子上有五角星以及衣袖上有臂章的话，谁都不会怀疑他们其实就是一群年轻的战士。
到达市医院时是上午十点来钟，但在进入医院大门时遇到了麻烦。医院外面停着好几辆卡车，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等了大约半个小时，那些公安才押着十几个五花大绑的男女从医院里出来，登上车离去。方子衿他们走进院长办公室，院长正在里面急得团团转，见到他们的介绍信，喜出望外，指着他们之中的三个女生说，快，你们马上到妇产科去。
方子衿她们来到妇产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人往身上套了件白大褂，又被推着进入了产房。产房里有一个妇女在生产，产门已经大开，一隻婴儿的脚从里面伸出来，那隻小脚血肉模糊。产妇是一名三十岁以上的妇女，阵痛令她撕肝裂肺般号叫。一名年轻的女医生跪在产妇的两腿之间，将自己戴着医用手套的手伸进女人的产道里，看上去，像是想将孩子拖出来，又像是想将产道儘可能地掰开一些。她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