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昨天的事恍若去年的，而去年的事恍若昨天的。严重的时候，居然觉得明年的事仿佛昨天的。在翻译1971年9月号《埃斯加亚》刊载的肯涅斯·泰纳写的《波兰斯基论》的时间里，脑袋一直在琢磨滚珠轴承。
好几个月好几年，我一个人持续坐在深水游泳他的底部。温暖的水，柔和的水，以及沉默、沉默·…”
识别双胞胎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看她们身上的运动衫。完全褪色的海军蓝运动衫上，胸口印有白色数字。一件印“208”，一件印“209”。“2”在右例辱16之上，“8”或“9”位于左侧辱蜂的上端。“0”被孤单单夹在二者之间。
头一天我就问这号码意味什么。什么也不意味，她们说。
“像是机器的出厂编号。”
“具体说来？”一个问。
“就是说，和你们同样的人有好几对，就用No.208和No.209区分开来。”
“不至于吧。”209说。
“生来就一对。”208道；“再说这衫是领来的。”
“在哪儿？”我问。
“超级市场的开业庆典上，白送给先到的人的。”
“我是第209个顾客。”209说。
“我是第208个顾客。”208说。
“两人买了三包纸巾。”
“OK，这样好了，”我说，“你叫208，你是209。这就区别开了。”我依序指着两人。
“行不通的。”—人说。
“为什么？”
两人默默脱下运动衫，交换套进头去。
“我208。”209说。
“我209。”208道。
我喟嘆一声。
儘管如此，在必须区分两人时，还是不得不靠编号。因为此外实在找不出识别办法。
除了这运动衫，两人几乎没别的衣服。看情形，就像散步路上闯入他人房间直接住了下来。实际怕也差不多。每周初我都给两人一点钱，叫她们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但两人除了保证吃饭，只买咖啡奶油饼干。
“没衣服不好办吧？”我试着问。
“没什么不好办。”208回答。
“对衣服没有兴趣。”209说。
每周两人在浴室不胜怜爱地洗一次衫。我在床上看《纯粹理性批判》，时而抬眼，便瞧见两人赤裸裸并坐在瓷砖上洗衫的身姿。这种时候，我真真切切感到自己是真的来到了远方。原因我不明了。自从去年在游泳池跳水台下失去一颗假牙，屡屡有如此感觉。
下斑回来，常常看见208、209号衫在南面窗口摇来晃去，这时我甚至涌出泪水。
至于两人为何住进我的房间，打算住到何时，至少是何人物，年龄几何，生于何地……我都一概没问。她们也没提起。
我们三人或喝咖啡，或找丢失的高尔夫球，或傍晚在高尔夫球场散步，或在床上嬉闹，如此一天天过去。主要节目是新闻解说，每天我用一个小时给两人解说新闻。两人无知得出奇。连缅甸和澳大利亚都混为一谈。让她们明白越南正分两部分打仗花了三天，解释尼克森轰炸河内的原因接着耗掉四天。
“你声援那边？”208问。
“哪边？”
“南边和北边呀。”209说。
“这——怎么说呢，说不清。”
“为什么7”208问。
“我又没住在越南。”
两人都对我的解释感到费解。我也费解。
“想法不同才打仗的吧？”208紧迫不舍。
“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有两种相对立的想法哎？”208问。
“是的。不过，世上两相对立的想法不下一百二十万。不，说不定更多。”
“就是说差不多跟谁都成不了朋友？”209道。
“可能。”我说，“差不多跟谁都成不了朋友。”
这就是我七十年代的生活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我付诸实施。
1973年秋天总好像暗藏一种居心不良的什么。鼠清清楚楚地觉察到了，就像觉察鞋里的石子。
那年短暂的夏天如被9月初不稳定的气流吞噬一般消失之后，鼠的心仍留在夏日若有若无的余韵中。旧T恤、乞丐牛仔裤、沙滩拖鞋——便是以这副一如往日的打扮出入“爵土酒吧”，坐在吧檯前和调酒师杰没完没了地喝有些凉过头的啤酒。又开始吸烟——五年没吸了——每隔十五分看一次表。
对鼠来说，时间就好像在哪里被一下子切断了。何以至此，鼠也弄不明白，甚至哪里断的都找不到。他手拉救不了生的救生缆，在秋日幽幽的昏暗中往来彷徨。他穿过糙地，跨过河流，推开若干扇门。但救不了生的救生缆不可能将他带往任何地方。他像被扯掉翅膀的冬蝇，又如面临大海的河流，有气无力，孤孤单单，感觉上似乎哪里有恶风吹来，而将原来包笼鼠的温情脉脉的空气一古脑儿吹去地球背后。
一个季节开门离去，另一季节从另一门口进来。人们有时慌慌张张地打开门，叫道餵等等有句话忘说了。然而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关门。房间里另一季节已在椅子坐下，擦火柴点燃香烟。如果有话忘说了，他开口道，我来听好了，碰巧也可能把话捎过去。不不可以了，人们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惟独风声涌满四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一个季节死去而已。
从大学退学的这个富有青年同孤独的中国调酒师，俨然一对老年夫妇肩靠肩度过秋冬这个冷飕飕的季节，年年如此。
秋季总不讨人喜欢。夏日回乡休假的他的为数不多的朋友，不等9月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