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春秋战国末期，天子式微，礼崩乐坏。统治者的“合法性”出现危机，诸侯便逐鹿中原，但还都是贵族与使君的游戏，参加者的起码资格就是公、侯、伯。最后是秦王嬴政取得了政权。
当然，实际上秦朝的君主也是同样的血缘身份。可以这么说，在秦代之前，都是血缘和政权合而为一的政治制度，是真正的轩辕家的天下。
但是，在秦亡之后，出身平民的刘邦一统天下了。
大汉政权面临着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个平民也可以凭藉时势将具有神圣来历的第一家族取而代之。那么君临天下的合法性到底从何而来？难道让每个人都来效仿刘邦，来继续夺取他的汉家天下吗？
而且实际上，当时的大汉王朝也确实面临着这么一个危机，汉朝建立后，分封了很多的诸侯王。但是这些诸侯王显然不像商周时的诸侯那样听话，他们刚一获得权力，就对刘氏子弟继续当君主的合法性有了意见。当然，这最大的意见，还是来自不能当君主的其他刘氏子弟。既然祖先刘邦的政权是从别人手中夺来的，那我就仿效我的先辈，也来夺取你君主的政权吧！
于是大汉初期叛乱不断，虽然最后君主们都平息了叛乱，但初生的汉政权已经面临了巨大的危机。
就在这个是时候，一个伟人横空出世般的出现了。他就是董仲舒。
董仲舒提出的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君权神授论，使皇权官僚体制中的统治权变得至高无上，皇帝成为九五之尊，上天的儿子。从此君为臣纲，春秋时代那种宾主之间亦师亦友的关係已然不在。当然，为了对抗地方，也是作为中央控制地方的方法，董仲舒还提出加强中央集权的几点措施。至于另外提出的观点，那就更多了。
可以这么说，董仲舒提出的皇权官僚体制，历时两千年，弥久而更新。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而董仲舒本人则可以称为“封建体制之父”。不过，眼下王奇的突然出现，就不可能再让老董戴这顶帽子了。
但王奇对董仲舒的观点也并不是完全批判，除了和王奇的君主立宪论极端违背的，其余的观点王奇都是有选择的接受了，甚至有的还倍加推崇。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批判，不然的话可能会引起所有人的反对。
董仲舒当初通过“君权神授”论特地为一个平民政权加冕。其中的一句“王者承天意以从事”（语出《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化为后世所谓“奉天承运”的口头禅。当然，老董这么说是给了下面的人不敢反对天子的理由。但王奇的目标可是推翻刘汉，当然要破除这种观点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了。
王奇在自己的书中指出，如果君王张扬跋扈，反而犹如秦始皇，那么，“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也就是《尚书》所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殷革夏命”《尚书·多士》）。
先前孔孟认为社会有五伦，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董仲舒择其要者定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政）权、父（族）权、夫权，再加上一个神权，就是毛泽东所讲的“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根极大的绳索”。再将儒家张扬的五种德性仁、义、礼、智、信合为“五常”。
这个“三纲五常”历来是皇权专制主义的根基，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就是由此而来。王奇当然也是不愿意这种观点大量流行的，但又不好直接提出反对的意见，特别是里面的很多条款都是很得人心的。像里面的“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这一条，要是现在王允要求王奇做什么事，而王奇偏不去做的话，估计王奇就得被那些名士大儒骂死了。
既然不能提出反对的意见，王奇就决定儘量的正确解释它，让它为自己所用。
王奇提出，皇帝也是“天”的儿子，首先也要“事天以孝道”。至于什么是天道，那还不简单，王奇很直接的提出，民意即天意，所以天下万民就是皇帝的天。既然这样了，那如果皇帝不能善待民意，就是不“孝”，这样不“孝”的君主，人民还有必要效忠吗？以孝来对抗忠，就是王奇为了对皇权产生制衡而提出的一个方法。
至于剩下的那“两纲”和“五常”，对王奇并没有什么切身厉害，特别是其中的“五常”，王奇甚至还是十分欣赏的，所以也就不加反对了。
为了能够更好的限制皇帝的权利，王奇更是对董仲舒的“君臣离合”论大家讚赏，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宣传这一观点。君王取法于“天”，人臣取法于“地”。取法于天者，就要“高其位”而“藏其形”，意思是深藏不露、光说不练。取法于地者，则要“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意思是站在前台、总理大事。君臣各守其道，谓之“离”，君臣相互配合，谓之“合”。（《春秋繁露·离合根》）。
影射汉灵帝的离合尺度把握的太不好了，现在他虽然没有把权力自己一把抓，但是基本上就是交给他的代理人宦官的，这样的做法是太贪权了，应该分一些权力给其他人。这种观点是很得清流名士的心的，王奇就是想利用董仲舒的“离合论”来给自己的“立宪论”找到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