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电话果然没人接，但是语音告诉他几个选项，如果，他知道分机号码，可以直接拨，要不然，输入要查询的人英文姓氏前三个字母也成。他按下九-四-六，应该是W-I-N，只查到两个人，没有一个叫温格纳。他想回到前一个选项，但是乱按一阵的结果，却是迷失在复杂的语音系统里面，他只得放弃，挂掉电话，冷静一下，从头到尾再想一遍。这次他灵机一动，改按九-三-四，也就是W-E-I，很快就发现温格纳的分机是一六一。他按下一六一，电话响了四声，语音信箱接了起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一可能是温格纳的秘书吧，要不就是这家公司的语音信箱，灌的都是这个女人的声音——请他在“哔”声后留言。
他挂断电话，把手机收起来，他想放弃，但是，这样一来他就得等到星期二，星期天与星期一都不上班。星期二是三号，下个星期三就是九一一。
他不由得想起血手木匠正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废话，谁都知道他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但他总觉得谢夫林的失踪跟血手木匠有关。
没道理啊，如果他真觉得血手木匠有涉案，就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联络温格纳上面(你难道认为姓贺迪格的警察，会知道怎么拼温格纳这种德国名字吗?)，而该赶紧打通电话，找人让他能直接联繫上血手木匠专案组的头头才对。可是，他不能这么做，就算他找到警界高层，也没什么实质的消息可以透露。他脑子里的东西，连灵感都称不上，最多只是感觉而已。他越想，越觉得他的感觉禁不起考验。
他又摸出手机，拨了一-二一二-五五五-一二一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真人讲话，查了半天，告诉他，在曼哈顿区登记的电话号码中，找不到华莱士·温格纳先生。既然二一二行不通，他改试九一七，当地手机号码，如果查到的话，不管温格纳人在山上，还是泽西海边，管他人在哪里，只要手机带在身上，就可以联络上他。
没有登记。
他把手机放回口袋里，放弃。
维克多还在当班，听说他想进谢夫林先生的房间，一脸的不高兴。巴克伦好说歹说，他才解释，他是从乌克兰的敖德萨来的俄裔犹太人，其他的同事，上到管理员，下到门房、维修人员都是拉丁美洲来的。万一公寓里短少了什么东西，你觉得他们会赖在谁的身上?
“我当班到四点。下一班是马尔可斯。你跟他说，他一定会让你进去的，没问题。”
“如果，我要回来，大概不用到四点，”他说，“给我二十分钟就行了，你那时还在当班呢。我会带两个穿制服的警员过来，而且一定挑那些大嗓门的。”
维克多转身，脸更臭了，在抽屉里面找出一串钥匙。“拿着，”他说，“自个去，有人问起，你可得跟他们说，我一步都没踏进去。”
是没有，他想，但你让一个陌生人在没有人看着的情况下，跑到房客的房间里。单单这一点，就该颁个勋章给你。
他上楼，进门，闻闻空气，庆幸他没有闻到死尸的味道。谢夫林或许有可能死在别人找不到的角落，衣柜里、床底下，或是浴帘拉起来，别人没瞧见的澡盆里。也许上次门房上来探视的时候，谢夫林先生刚刚死掉，匆忙之间，的确有可能没发现谢夫林的尸体;但过了这么久，这个老头的气味一定很可怕。
问题是实际上这个可怜的傢伙根本不在家里。巴克伦花了大半个小时，想找些有用的证据，甚至侵犯了谢夫林先生的隐私权。你知道警察是怎么干活的，他们翻抽屉、搜衣柜，眼睛连眨都不会眨，信件、日记，该翻就翻，绝不迟疑，甚至还有些兴奋，就跟偷窥狂，或是自认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间谍一样。
他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谢夫林又回来过的线索。他的支票簿上从那天之后就再也没有过记录，客厅椅子旁边有一迭报纸、咖啡桌上是乱七八糟的杂誌，日期都在他莫名其妙消失之前。
屋里有很多女性的照片，巴克伦猜大概都是谢夫林太太的留影。其中有一张是她的结婚照，二十出头，洋溢着幸福的神采，旁边是一个瘦削的年轻人，笑容腼腆，看来是他这辈子头一回穿燕尾服。没有孩子的照片，也没听玛莎琳说谢夫林先生有孩子。年纪轻轻就结婚，没有孩子，过了一辈子，老婆撒手而去，留下先生一个人孤零零地过日子。
就跟两条街外，住在上西城的哈宾杰一样。只是哈宾杰住的地方没有这么光鲜亮丽——谢夫林公寓在八十六街，是本地装饰艺术的建筑精品之一，挑高天花板，豪华大厅;哈宾杰住的公寓，地段比较差，外表也朴素得多。不过，那可能是因为哈宾杰有孩子要养的缘故。
峰迴路转，结果，这两个人都没有孩子。
他拿起结婚照片，希望它能告诉他一些消息。她死了之后，你买了一艘船，他跟照片里的谢夫林说。你现在七十二岁，也该退休了，你能有多少时间在纽约港开游艇呢?你还是每天上班，按时回家，只能在月白风清的晚上，开船出去透透气。你到底在哪里?
他希望能找到谢夫林的近照。结婚照派不上用场，总不能拿这张老古董给证人看，请他们加五十岁，揣摩一下现在的谢夫林是什么长相吧?他原本以为玛莎琳有谢夫林的照片，或许谢夫林有些心不甘、情不愿的，但是，拗不过玛莎琳的百般纠缠，两人留下了尴尬的一张合照。可是，玛莎琳竟然说她手上没有照片，她不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