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早餐的时候看见一个女人触电，这件事你都没跟我说过。”
“你也没问。”
有时候就连做丈夫的都知道不该再说下去了。我们望着车外雨帘中绵延的贫民窟，有的居民丝毫不打算躲避瓢泼般的大雨，他们没精打采地蹲在泥泞中，深深低着头承受暴雨的敲击。
“看到那些孩子了吗?”阿姆丽塔轻声问道。我刚才没注意，但现在我看见了。几个七八岁的女孩怀里抱着更小的孩子。我回过神来，这是几天来我们在加尔各答最常见到的场景——孩子抱着孩子。下雨的时候他们会躲到雨棚、天桥或者漏水的帆布下面，褴褛的衣衫染着鲜艷的颜色，但就连那鲜艷的大红和皇家蓝都掩不住布料上的污迹和裂缝。女孩骨瘦如柴的手腕和脚踝上戴着金镯，那是她们未来的嫁妆。
“这里有很多孩子。”我说。
“也可以说几乎没有。”阿姆丽塔的声音轻得近乎耳语。我花了好几秒钟才意识到，她说得对。对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孩子来说，他们的童年早已消逝。帮带更小的弟妹、沉重的劳作、早婚、拉扯后代，这就是他们的未来。那些赤身裸体在泥泞中嬉戏的孩子，他们中有许多人根本活不到成年;而那些能够活到新世纪、长到我们这个年纪的幸运儿，将面对一个充满饥饿和混乱的国家。
“博比，”阿姆丽塔说，“我知道美国的小学不怎么教数学，但是你们在中学里学过欧几里得平面几何，对吧?”
“是的，这些东西就连美国的高中都会教，小姑娘。”
“那你应该听说过非欧几何?”
“嗯，我确实听过这方面的不雅流言。”
“我是说真的，博比。我在努力理解一些事情。”
“接着说。”
“呃，跟查特吉说了相似集合和社会实验的比喻以后，我就在想一件事。”
“嗯哼。”
“如果说印度文化是一个实验，那么西方思维的偏见告诉我，这次实验失败了。至少它无法适应、保护自己的人民。”
“我没有异议。”
“但是，如果它仅仅是一个集合，那么按照我的比喻，也许会出现一个还要糟糕得多的可能性。”
“你是想说什么?”
“如果从集合的角度思考，那么我相信，我头脑里的两套文化永远是矛盾的，而我则是这两套文化共同的产物。那么说到底，我就是两个毫无交集的集合的交集。”
“东方和西方泾渭分明，两条平行线不可能交会?”
“你发现我的问题所在了，是吗，博比?”
“也许一位优秀的婚姻顾问可以——”
“请不要说下去了。这个比喻让我想到了一个更可怕的类比。我们在加尔各答所见的种种不同，如果它根本不是来自另一个集合，而是完全来自另一种几何空间，那会怎样?”
“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以为你懂欧几里得。”
“我和它只是点头之交，从来没有深入了解过。”
阿姆丽塔嘆了口气，转头望向窗外的工业化梦魇。我突然想到，眼前的场景犹如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描述的工业废土，再乘个十次方。随后我又想到，阿姆丽塔的数学类比已经开始影响我脑子里的文学意象了。
我看见一个男人蹲在路边大便。他掀起上衣遮住脑袋，举起小小的铜碗接了点雨水准备清洗左手。
“集合和数论有重合的地方，”阿姆丽塔说，她的语气让我恍然惊觉，她是认真的，“但不同的几何体系之间没有任何交集。它们的基本公理和原理各不相同，最后推导出完全不同的现实。”
“不同的现实?”我问道，“怎么会有不同的现实?”
“也许你没有，”阿姆丽塔说，“也许只有一种现实是‘真’，也许只有一种几何体系是真实存在的。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选择了错误的那个，我——和我们一家子——会遭遇什么呢?”
回到酒店的时候，有个警察在等我们。
“有一位先生在等您。”助理经理一边说，一边递给我房间的钥匙。我返回大堂，以为会看到克里希纳，但是从深紫色沙发上站起来的是个包着头巾、留着络腮鬍的高个子男人，看起来显然是一位锡克教徒。
“罗察克先生?”
“卢-察克。是的，我就是。”
“我是加尔各答警察局的辛格警探。”他掏出警徽和一张贴着褪色照片的证件，证件的塑料膜已经变成了黄色。
“警探?”我没有跟他握手。
“卢察克先生，我想请您协助调查我们手里的一个案子。”
一定是克里希纳给我惹了麻烦。“是什么案子呢，警探先生?”
“M.达斯先生的失踪案。”
“啊!”我恍然大悟，随后把房间钥匙递给阿姆丽塔。我可不打算邀请这位警探去我们的房间。“您应该不需要我的妻子协助调查吧，警探?我们的孩子该吃奶了。”
“不，只需要耽搁您一分钟，卢察克先生。很抱歉打扰您下午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