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人本来就热情，一言相投，立刻熟络起来。交谈中我了解到，梁冀在这里负责野外考古，不过最近馆里经费紧张，野外作业暂停。他没别的事情好做，就跑来博物馆里待着。他刚才看到我们追问解说小姑娘，发现我们不是走马观花的普通游客，赶紧亲自过来招呼。
“现在愿意来这里看的人不多了，懂的人就更少了。连我手下的队员，也跑了快一半了，留不住人。”梁冀感慨地擦了擦镜片，抑制不住热情，“欢迎你们能来，挺好，挺好！这个博物馆虽然小，可也有些不错的东西呢。”
这位考古专家，想必是寂寞得太久了，难得看到两位感兴趣的知音，分外热情。我聊了几句，趁机问他：“听说这里有一件万历年的‘尉迟恭单骑救主’人物青花罐，可是我们没看到啊。”
“哟，这件东西两位也知道啊？”梁冀更高兴了，往周围一指，“你们也看见了，这庙里地方小，文物摆不开，所以我们采用轮放制，定期更换。那些撤下来的，都封存了搁在库房里。你说的青花罐我知道，恰好是昨天撤换下来的。”
“我们能不能去库房里看看？”我试探性地提出要求。
梁冀为难地抓了抓头，说馆里有规定，入库文物不能拿出来。我看他语气不是很坚决，恳求道：“我们都是外地来的，不可能在烟臺待到下次换展，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梁冀有点左右为难，说：“咱们这馆里还有别的好玩意儿，我可以免费给你讲讲，何必非要那青花罐子不可呢？”我再三坚持，但梁冀原则性很强，怎么说就是不鬆口，坚决不肯违反规定。
我以退为进，作势要走。梁冀连忙拽住，说要不这样吧，下午我可以提前轮换一批文物，把它从库里放出来布展，你们就能看到了。
这个折中的方案虽然不是我们的本意，但也勉强可以接受。于是我们找了个地方吃午饭，等到下午又来到博物馆里。梁冀早早地等在了门口，热情地给我们一指，说布好了。
我们顺着他的指头一看，只见那件“尉迟恭单骑救主”青花人物罐，就这么悄然立在了一个大玻璃柜子里。这是件大开门的瓷器，我一眼就能确定，它和其他四件是一窑所出，无论色泽、釉质、开片都如出一辙。我拿出《泉田报告》里附的那张民国老照片比较，也完全一样。
“真美啊……”我不由得感慨道。
不掺杂任何功利目的，它就是这样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那种从容不迫的雍容气质，以及那美妙的苏料釉色，都让人情不自禁地产生迷恋之情。
梁冀也按住双膝，身子前倾，像宠溺自己孩子一样望着它，一脸陶醉：“这个馆里好瓷器也有那么几件，但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经常一个人看半天都看不够。”
我脑门顶在玻璃柜上，儘量凑近。这么轻易就看到了它，让我总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前三个罐子，我们都是历尽艰辛，才能接触到其中的秘密，现在第四件如此轻易地出现在面前，还真有点不太习惯。
其实古董这一行就是这样，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有时候事情根本没那么复杂，远比你想像中简单。
我儘量去观察，努力去寻找上面的釉囊衣。可惜间隔还是太远，加上玻璃擦得不是很干净，影响了观察效果。非得把它抱起来看，用手去触摸凹凸，才能分辨出准确位置。我把手贴在柜子上，努力抓过去，现在这个秘密离我近在咫尺，真恨不得立刻砸碎玻璃，把它狠狠抱住。
有了它，我就拥有四个坐标，在与老朝奉的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
“这罐子哪里弄来的？”我问。
梁冀道：“哦，这件不是出土文物，是一九五八年建馆的时候从民间收上来的，可惜捐献者的檔案早就找不到了。这东西，可不是一般人家能用的，我怀疑是战乱逃难至此的大户从北边带过来的。”
民国二十年之后，五罐分散。前四件分别落到药、郑、柳、欧阳几家手里，这第五个罐子流落山东，也不足为奇。
我盯着柜子端详良久，眼睛盯着青花罐，脑子里却在飞快盘算。
跟博物馆打交道，和古董铺子完全不同。古董商人重利，只要价格合适，什么都可以谈。博物馆是事业单位，有自己的一套规章制度，学术气氛重，官僚气息也重。不按规矩来，事情很难办成。
我和药不是来得匆忙，只带了一份故宫开的介绍信，这是黄克武帮我们弄到的。但这介绍信只是介绍，没有管理效力，至于如何“借”走罐子，还得我们自己想办法。
梁冀不知道我的心思，还在乐呵呵地给我讲解着。我问他这罐子是否曾经外借给兄弟博物馆展出什么的，梁冀断然否决：“这怎么可能，这虽然不是镇馆之宝，但也极具考古和欣赏价值，博物馆怎么可能会放走？我们提交藏品目录时，都不敢写得太清楚，就是怕别人借走了不还。”
难怪烟烟查的目录上语焉不详，原来还藏了这个心思在里头。我心想这可麻烦了，这里如此看重这件文物，拿走的难度岂不是更大？
这时药不是走过去，把我推开，开口问道：“这个，能买吗？”梁冀脸色骤然就变了。我急道：“药不是，你怎么这么说话呢！这是国家文物，不允许买卖，那是犯罪。”
药不是不动声色：“我就是问问而已。”
梁冀仿佛受到了极大侮辱，他面色一变，把我们往屋外推：“我还以为你们是同行呢，想不到是古董贩子！滚滚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