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铮掏出私款补给家属，但宁军上下已是悲愤一片：千里迢迢地不打回老家，却跑到西北，人家坐地户西北军怎么能没想法，怎么的自己没本事丢了东北老家，跑这儿抢地盘儿？所以一旦有了军事异动，原本应有的西北军只是冷眼旁观，根本不积极配合，再说西北军早知道了红军的厉害，就这么看着宁军瞎折腾。
更别提善于弄权的江从来都是要么分而化之、拉一个打一个的策略了，他是不乐见地方军阀抱团的，太危险，此次坐镇洛阳时，他召见宁铮时说的是一番话，对着西北军统帅杨钟祥说的又是另一番话。
西北军和宁军关係不洽，再加上和红军互相消耗，正合他意——他受够了闽南事变那样的地方军阀另立山头。如果地方军阀势力无法同化进自己的黄浦嫡系，那就让他们分散掉、消化掉，直至灭亡。
几场硬仗下来损兵折将，宁铮已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工农红军，根本消灭不了。
因为他们虽穷得要死，可他们的精神顽强得要命。江先生对自己的许诺，只怕就是画大饼一样的空中楼阁。
红军军官和战士，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只为了抗日，只为了自由的中国。这样的政党绝无仅有，这样的人无所畏惧。他自读了烈士方志敏的遗作后已深刻意识到了这一政党与其他政党最大区别，在于老百姓基础深厚，所以他们的兵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原因却只有一个，中国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实在太多了。
宁铮的思想于去年年中已开始发生变化，但那个时候的转变是缓慢的；现在，几件事迭加在一起，他的转变明显变得急剧，在飞到上海拜访了正在坐牢的老部下、因文获罪的着名爱国人士杜重远后，他终于下定了决心：退出内战，执行杜重远提出的“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策略。
策略第一条就是跟西北军搞好关係，所以回到西安后他马上找到杨将军，率先表明立场：宁军势必要回东北老家，绝不觊觎西北，杨将军半信半疑；宁铮又跟了一句，我东北，不比你西北富庶多了么？
杨钟祥听了一怔，马上哈哈大笑，是这么个理儿。两个人都是直爽不藏奸的性子，有都对内战深恶痛绝，所以很快就抛弃前嫌，握手言欢。
第二条就是他的老部下，虽名为“边防督办”，但实际上统领新疆的盛世才，这个也不难，因为新疆与苏联接壤，盛世才一直暗中与苏联保持联络，苏联明确表示，如果中国不打内战，可以提供帮助共同应对日寇。
第三条，与共产党联合。正苦于无门路时，他的心腹爱将，被红军在榆林桥战役中俘虏的原六十七军任团长高绍卿意外地回来了：原来被俘后，原北大未毕业即投笔从戎的他在肤施的战俘军官学习班呆了了一段时间，亲眼目睹了红军的学习、训练等场景，并与彭大将军单独讨论了国内形势及抗日战争趋势长达两天，一段时间过去后，他深受启发和鼓舞，主动要求担任两军之间的联络官。
宁铮与之交谈后，很是振奋——高绍卿告诉长官，他坚信，红军是中国比任何一支部队都要强百倍的最有前途的军队——宁铮已打算停止与红军的内战，正需要有人能够与红军牵线，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从而实现“西北大联合”的抗日统一战线。
进入十二月，国内局势又是为之一变：九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丧权辱国的华北自治，停止内战。
示威群体逐渐向天津、杭州、广州、武汉、上海等地蔓延，得到了各社会阶层的响应和支援，鲁迅先生更是写下了“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的文章大加鼓励，南京政府为此焦头烂额，即使出动警察镇压也无济于事。
奉九默默关注着西安城内跟随宁军迁来的奉大学生发起的游行，心里也是百感杂陈。
时间很快来到了民国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三六年，註定是多事之秋。
甫一开年，平津学生南下宣传抗日，一时间全国声援；奉九崇拜的廖夫人和国母孙夫人响应去年八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一二?九运动”，成立了“抗日救国会”。
这时奉九接到报告，说是有一位四川人告状告到了自己这里。
原来有一位黄铺四期生，正同在川陕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上将胡琴斋的嫡系，第一师团长张钟麟，不知何故竟然将第二任妻子杀害于西安老家后院的田地里，并自行离开，任由尸体曝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消息传到死去女子的老家四川，她的亲哥哥吴正元不服，千里奔波来到西安，接连告状讨要说法。但法院说这事儿归军事法庭管，而张的顶头上司胡琴斋则不予受理，后来他受人指点，写了控告信递给西安妇女委员会，终于让与委员会过从甚密，以正直良善、纯厚端素着称的“西北剿匪副司令”宁夫人得知了此事。
奉九看完死者吴海兰的哥哥的诉状，天灵盖儿都跟着憋屈得疼：何等薄情寡义的男人，就算这女人有天大的罪过，至于连个薄殓都做不到么？！这可是给他生了头生女的枕边人。
她回去跟宁铮一说，宁铮也颇为难：这个自去年九月开始任职“西北剿匪第一路军第二纵队司令”的江先生老乡、黄埔一期的胡琴斋也不是个好相与的，护犊子得很，他要非说吴海兰是共产党，张钟麟这行为算“剿匪”，反正死无对证，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