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燕北专署发现我失踪，到处打听我，电话打到北京、西安、四川，最后知道我在南通，就一封封信催逼我回去，直到寄来最后通牒。我原想抱定宗旨不去，但不久，农村也搞起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公安六条》下来，我算反革命家属，属于管制对象，情况变得紧急。一天夜里，大哥从公社骑车风风火火跑来说，村干部告诉他：“你弟妹是逃亡的反革命家属，明天早上要斗她，你快转移她吧!”
母亲发火了，她的脸颊直抖说：“他们要把她怎么样?先把我老命要去!”死活不叫我走。
我想，不行!这时候，他两个叔叔都被打成“叛徒”，家里的情况不妙。再说农村斗人很野，动不动乱棒齐下。我又怕回燕北，怕那位处长，怕那些眼神。整个世界都在逼我，我已经没有出路了，便想到死。干脆就找他去吧!最无妨碍的去处，只有死亡。但我决不能死在他家。决心下定，我就说我先回上海暂避一时，母亲才答应。
当夜大哥骑车驮我走，为了怕人瞧见，在漆黑的田野里绕来绕去，天亮才到达南通码头。分手时大哥发现我什么东西都没带，他哪里知道我永诀人间的决心。人本来空手而来，空手而去，什么也不需要的。
我清清爽爽地上了船。
十二
一个人只有要死的时候，才更有求生的欲望。当船行海上，我在滑溜溜的甲板上徘徊，那天天空特别暗，大雾浓得几乎船都钻不出去，看不见远处的海水，只有偶尔看到对方开来的模模糊糊、鸣着船笛的大船影。还有海鸥突然一间就消失在湿漉漉的海雾里……
愈是没有出路，愈想找到一条出路。我甚至憎恨自己惧怕自杀的怯弱。在一阵阵死的念头愈来愈强烈地袭来时，我突然听到船上扩音喇叭播放的样板戏《白毛女》中的一句唱词：“我、不、死!我——要——活!”一个个字吐字特别尖利，特别清晰，猛地刺激了我。我忽然想到，白毛女遭受到那么大屈辱，在深山丛林中吃野果子还要活，我为什么非要死?陡然我浑身都响着这三个字：
“我——要——活!”
虽然我不知自己为什么非活不可，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求生”两个字本身那么大的鼓舞。我衝动，我激昂。我混乱，也茫然，糊里糊涂到上海站了。被人群挤来挤去挤下了船，回到上海，回到了人间。
我这个文革的受难者，反而被样板戏——这个文革文艺怪胎救了，多荒诞!
崇拜吗?这时对于我已经是个很模糊的东西了。
十三
到达大同专署后，作为惩罚，他们把我分配到燕北最穷最苦的一个地方——O县当教师。
O县非常封闭。愈封闭，消息传播愈快。我一到那里，我的事在县城几乎家喻户晓。走在街上都有些破衣烂衫的人指指点点议论我。县军管会政工组对我说： “我们已经研究过你的问题，你去了家窑公社教中学。记着，你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许乱说乱动，有事外出必须向我们请假。”我对这种话已不再感到压力，麻木地点头称是。
第二天，我乘坐了家窑供销社一辆拉东西的大车去学校报到。这种大车每两天由丁家窑来一次，送来山民们挖的甜草根和农产品，再带一些可怜巴巴的生活必需品回去。我把行李扔在车上，跳上去。车子一出县城，哎呀，真是美极了的一天。
这地区处在山西和内蒙交界，全是平缓又单调的丘陵。没有路，只有大车轱辘轧过草地的两条浅色的印子。赶车的老汉和我言语不大相通，很少说话，七八十里的路程几乎看不见一个人，有时觉得只有自己和自己。又大，又空，又静，又舒服，脱离人世其实并不寂寞;前头是三匹马和老汉的背影，左右是对我绝无伤害的大自然，长长的草叶刷着大车嚓嚓响得很好听。在车子晃晃悠悠中，我便不自觉唱起歌来，唱完一个再唱一个，把我所有会的歌全唱过来，无忧无虑唱了一路……我儘量什么也不想，享受这一切。真恨不得这条路没完没了，一直走下去，几万里，几十年。
下午五六点钟到达一个山坳里。赶车老汉说到了，我大吃一惊。黑蒙蒙大山影中只有孤零零两排空砖房，周围没有村庄。没等我问，赶车老汉说：“这是学校。” 就把我交给一个又聋又哑的老头。这老头给我拉风箱蒸几个土豆，一碗盐水，便是伙食，然后领我到一间阴冷的小房里叫我住下。既没有校长老师，也没有一个学生，哪里叫学校?我惊愕又惶然，好像进了迷宫。当晚在空山空屋里，我害怕极了，白天脱离人世的快感全没了，我十分需要一个女人。我跑去拍那老头的门，说我要找个女人说话。无论我怎么叫喊，用手比划，但他又聋又哑，只摇手，不懂。
都说地狱十八层，我现在哪一层，是不是到最底下一层了?我整夜心里在叫— —生活啊，你到底还有什么更糟的，先把最糟的叫我尝受行吗?
十四
我住的这里是公社革委会所在地，占前一排房，只有革委会主任、副主任、一位秘书、一个抓药和送信的通讯员、一个兽医，再一个就是那聋哑伙夫，大都是老头。后一排房是学校，公社准备办个中学，从各村小学招收学生，但当时闹文革，孩子们都无心上学，所以房子全空着。革委会主任说：“你自己到各村去动员吧，动员来一个就教一个，没有学生来你就没事儿。”他见我很为难，便说，“你去胡柴沟找一位联区校长，他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