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啦？！”
用力太猛了，划得太久了，他的腿簌簌地抽，直挺挺地弯不回来。小船都跟着颤抖。
“我忘了，我忘了，疼吗？”她又是揉，又是搓。
“没事儿，歇会儿再划。”
“得啦。都是你吹牛，说你胳膊有劲。我忘了你的腿了。”
“记着胳膊就行了。”
他躺在小船里，任她揉，任她搓……幸福绝不在一个荒岛上。人可真是怪，当你被蔑视的时候，你疯了似的要求尊严，甚至仇恨怜悯和同情；当你感到了真正的平等，你有时候又愿意承认自己的弱小，承认离不开别人。他觉得再也离不开她了，生怕失去这个温暖的港湾……
但那港湾到底是被冲塌了，终是幻影，终归消逝了。
月亮在云层中流浪。月亮真像是一隻船，还在那乌云的浪涛间漂泊。
夜深了，很少有亮着灯的窗口了。
他“嘞儿——嘞儿——”地呼唤着。晚睡的人们都听见过。
弯弯扭扭的树枝从路边的院墙里探出来。
腿又疼了。腿真疼。细细的小街，真长。他真希望他的鸽子就在此刻飞来、在这灰黑的云层中忽然出现它洁白的身影，像一道电光，像一缕柔情，像一驾白色的马车。
我有时欢乐也有时悲伤，把我带回我的家乡，但我的灵魂仍嚮往着天堂，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他仿佛又听见了那歌声。
可是“点子”还是没有飞来。歌声像一段清晰的梦。
他走上一条没有街灯的路。可能是什么地方的电线被风颳断了。在这漆黑的夜里，没有别人，不妨对自己诚实一点：双腿残废之后，他首先想到的是死；当那个港湾出现之前，他一直都盼望着死。哦，在这静寂的夜晚，自己对自己诚实一点，是一件多么轻鬆的事！那时他想死，绝不是如作家和记者们想像的那样——因为感到自己再不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贡献了。不是。也许有的人是，但他不是。他压根儿就不具备英雄的气质。他那时盼望着死，只是因为——恰恰相反——感到再也得不到什么了。得不到什么了呢？都是些什么呢？却模糊。至少是有这么一回事：二十岁。青春的大门刚刚向他敞开，却就要关闭；那神秘、美好的生活刚刚向他走近，展露了一下诱人的色彩，却立刻要离他远去，再也与他无缘了……假如不是人，假如人世间本没有那美好的生活，也就好办。不幸的是他是人，走到了青春的门前，又没有人的身份证。他的身份证上有一个“残”宇，像犯人头上烙下的印疤。这就够用的了。那门里有五光十色的生活，你就只能站在门外望一望，然后走开，走到你那孤独的屋顶下面去……还不如走到人间以外的地方去！还不如走出这非人非鬼的躯壳！——就这么回事，归根结蒂是这么回事。哦，没有别人，在这不吵不嚷的夜里，自己用不着对自己装蒜。贡献？谁也不会愿意为那种把自己排除于外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地去做什么贡献的。至少他是这样。
……他像个虾米似的躺在手术台上，大夫们在他背后忙活。做腰穿检查，第八次了。也许是那种很容易剥离的脊髓瘤？大夫们总不愿意放弃这种怀疑，不如说是不愿意放弃这个希望。他看着那些药柜、药柜里的那些药瓶：针剂、片剂、水剂……看不清药名。不知有没有氰化物或者安眠药。假如不是那种容易剥离的脊髓瘤的话，能有一瓶安眠药就好了。大夫在他腰上涂碘酒，涂酒精，冰凉。他像个犯人那样等待着判决。他奇怪为什么很多人都更怕死刑；他可宁愿是死刑，也别是无期徒刑。最好是那种很容易剥离的肿瘤，要么干脆是癌！从药柜的玻璃门上，他看见了窗外的绿树和远山。淡蓝的、深绿的、灰的、黛色的远山。他在那些山上跑过。……雨后的山路很滑，母亲领着妹妹在后面小心地走，他在前面跑。“走这边，这边不滑！”“他在前面开路。他不怕滑，他的腿有劲儿，浑身都是劲儿，敏捷地跳，毫不吃力地攀登，像个真正的男子汉。”这儿！这儿有个大蘑菇！
“他喊。妹妹那时只有五岁，叫着：”让我采！让我采！“他把妹妹抱上山坡，去采那个大松蘑……他是母亲为之骄傲的儿子，是妹妹可以依赖的哥哥。以后呢？将来呢？他听见钢针刺透了软骨的声音，大夫的声音：”好了，别动！“他一动不动，浑身都抽紧了，求求上帝，是个容易剥离的肿瘤吧！他望着远山，望着那座兀傲的山峰，在心里祷告，许愿：如果腿能治好，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跑上那座山的山顶，搀着母亲，拉着妹妹，一同去……”如果是个肿瘤，又是长在脊髓表面，很容易剥离，那就什么残疾也落不下了。“他反覆回忆着那个年轻女大夫的话和她说话时的表情。女大夫是想安慰他，或者也是想向他暗示：要有另一种准备。另一种准备？当然有：死！
“呼气……吸气……憋气……”压脖子。压肚子。“呼气……吸气……憋气……”压肚子。压脖子。“呼……吸……憋住……”
“髓腔是畅通的，没问题，”大夫说。
“可以肯定，不是肿瘤。”这可怕的声音终于响了。
“就是说，还是脊髓本身的病变。”宣判了。无期徒刑。上帝决心不保佑你……
……晚上很热，同屋的病友都到院子里去了。那个老大学生也坐着轮椅去找人下棋了。他一个人躺在病房里，听着街上乘凉的人们的吵闹声。有一支笛子，有一个孩子在唱：“蓝蓝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