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底，马克思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从革命实践的舞台转到书斋，研究政治经济学撰写《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进行科学的理论论证。恩格斯也于1850年11月回到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并为迎接下一轮新的革命运动而“啃军事”(同上书，第576页)。对此，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当那些渺小的大人物们互相阿谀奉承、高唱“革命”高调的时候，“我却很喜欢你我二人目前所处的真正的离群独居状态。这种状态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原则。”(同上书，第205页)
此时的马克思，深深陷入经济危机之中，单靠稿费的收入，已经无法维持多子女的家庭生计了。恩格斯这次重返“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处，主要目的是想从父亲口袋里多掏出一些钱，来补贴马克思一家人的生活。所以他一开始就要求取得在与欧门的关係上作为我的老头的代表的正式地位，而在公司内部仍不担任负有工作责任和领取公司薪水的任何正式职务。可是，恩格斯的父亲不同意，只答应他可以“不定期地留在这里，即直到同欧门家族散伙的时候为止(这可能要到1854年)”，——恩格斯说：“如果他能很好地酬劳我的烦闷，我自然对此感到很满意。我当然不使人看出我是在为‘事业’而作这种‘牺牲’，并且表示愿意‘暂时在这里等待事态进一步发展’。”(同上书，第201页)然而，事态并没有按照恩格斯的要求发展，他父亲只答应每年付给恩格斯200英镑的生活费和交际费的工资，别的什么都没有答应。两个月后他父亲又突然变卦了，说他花钱太多，每年至多给150英镑。恩格斯父亲不仅是个精明的商人，而且是个精明的父亲。他并不吝惜恩格斯在商场上的花消，而是反对恩格斯把多余的钱财用在任何**的目的上。恩格斯说：“对这种可笑的要求，我当然不能听从，尤其是他同时威胁说，必要时要告诉欧门兄弟，超过这个数目就不再给我钱。我当然马上给他写了信，说只要他试图干出这种卑鄙勾当，我就再也不进办事处的门，立即收拾行装去伦敦。这个人简直发疯了。关于这一点本来我和他在这里口头上早就谈好了，而且我也没有让他抓到任何藉口来这样做，所以整个这件事就更加可笑和荒唐。我希望通过我的弟弟和我的老太太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最近我的确要稍微约束一下自己，因为我总共已经花掉了二百三十英镑，在11月即我到这里满一年以前，这个数目不能超过太多。无论如何这又一次的卑劣行径令我十分不快，非常生气，特别是我的老头在这里使用了卑鄙的手法。的确，他今年在这里赚的钱远没有去年多，但这完全是由于他的股东们经营管理不善，而这方面我是管不着的。”(同上书，第355页)由此可见，说什么“以家族驻伦敦代表的身份到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任职，……是资方的一位代表”(徐久刚：《恩格斯的经商生涯》，《北京日报》2002年5月27日)，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恩格斯说，他最多只管办事处里的三个工作人员。这是欧门交给恩格斯的一项“培训”任务。1856年11月17日，他写信给马克思说：“可诅咒的商业天天妨碍我动笔。现在我要管三个傢伙，因此检查、纠正、申斥和指挥没有个完。况且还要为纱质差或交货慢等跟工厂主斗争，还有我自己的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页)至此，恩格斯在“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身份和地位应该是清楚的，充其量只不过是他父亲的一个雇员。恩格斯的年薪200英镑在当时并不算高，恩格斯早年的精神偶像德国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受僱于一家公司当职员，年薪是300英镑(同上书，第125页)。恩格斯的雇员身份，还可以从当时知情人那里得到证实。1854年4月，恩格斯的一篇军事论文《喀琅施塔得要塞》，在《每日新闻》排好版校样都拿到手，突然被撤了下来。恩格斯说，对这件怪事我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有人“饶舌”所致：“只要把恩格斯这个军事家看成不过是当过一年志愿兵的人，是个**者，职业是店员，那就一切都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41页)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看待1857年恩格斯写的一封信。
1857年11月15日，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有这么两段常常被人们引以为据的话：
“在我们这里，丝纺织业从8月起就出现危机前状态：约有二十个厂主因负债而破产，债款总额依我估计不下二十万英镑，在这种情况下最多只能保住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的本钱。我们投进去六千英镑，其中有我的三百英镑!!!这就是说在破产清算以后，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也要损失一百八十英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与我的老头重新签订合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00页)
“最近七年来，资产阶级的污秽毕竟多少沾了一些在我身上；现在，这些污秽被冲洗掉了，我又变成另一个人了。危机将象海水浴一样对我的身体有好处，我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一点了。”(同上书，203页)
第一段话说他投资300英镑，损失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