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军事权随着湘淮军的兴起，尤其是一些统兵大员被委以督抚之任，清朝的军事体制发生变化首先是出现了由督抚直接统领的勇营。
支军队的特点，用曾国藩的话说“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⑤即军令、军政权集于统帅在就地筹铜的过程中，湘淮军还自派局员建立了军需局、转运局、粮台、善后局、筹防局、防营支应总局、军装支办总局、造製药铅总局、收发军械火药局等机构⑥，打破了原来绿营兵响拨协权握于户部的制度，形成了独立的后勤军需保障系统
其次是督抚节制绿营之权扩大，尤其是督、抚分省之巡抚节制绿营权加重。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清廷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所有该省主客各军均归节制弄得曾国藩马上回奏，恳朝廷“不
必轻假非常之权”⑦不过，军权下移已是既成事实同治元年十一月，御史陈廷经奏请变通营制，以“匪徒肆行骚乱，各省道路多半阻梗”，一些督、抚分省之总督驻扎与巡抚相隔较远，“经画难周”为由，请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陕西、湖南、广西、贵州等省“各镇协均自总兵以下着统令就近兼归巡抚节制”，“所有校阅营伍考核将弃并木省筹办防剿等事即专贡成巡抚经理”，“遇紧要军务准巡抚即时调遣后几咨会总督’，。之t'督、抚分省之巡抚也具有了总督等的军政、军令权。
正文 清廷的“自我开放”努力
更新时间:2011-9-15 9:01:48 本章字数:11964
晚清“均势”外交与“门户开放”
杨天宏
〔摘要〕19世纪末，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为应对列国交侵的复杂形势，清政府制定出“门户开放”政策，并确定以“自开商埠”为其运作形式，试图通过维持在华各国力量“均势”的方式，寻求自身的生存。这一政策对应了美国同期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但在实践层面，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仅留下了近代中国外交艰难竭蹶的历史记录。
〔关键词〕“均势”外交；门户开放；岳长开埠；东三省门户“自开”
〔中图分类号〕K25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6－0146－08
学界普遍认为“门户开放”（open-doorpolicy）系美国在中国推进的旨在排斥各国之独占性，以便将其势力渗入中国的政策。实际上，与美国提出这一政策几乎同时或稍早，清政府也在酝酿推进形式相类的政策。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日渐加深，外国因素成为不容忽略的重要存在。作为反制手段，清政府正式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并确定以“自开商埠”为运作形式，企图制衡已在中国沿海沿江划分势力范围的东西列强以及正将侵略触角伸入中国东北的日、俄。在外来威胁日渐加深的当时，清政府的做法虽包含有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初衷，实际作用却适得其反。它使中国向外部世界的“开放”扭曲变形，很大程度上成了对付列强侵略的单纯外交手段，未能收到“门户开放”的预期效果。清政府在处理民族主义与国家发展两者关係时的艰难权衡，值得研究者探究。
一、“门户开放”思想主张的酝酿
早在鸦片战争结束之际，主动对外开放的思想便已初露端倪。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今英夷既以据香港拥厚赀，骄色于诸夷；又以开埠裁各费，德色于诸夷。与其使英夷德之以广其党羽，曷若自我德之以收其指臂。”[1]所谓“自我德之”，即隐含主动开放以通好外人之意。同期夏燮“大张通市之谕”的主张，虽着眼点在以“夷人”制“夷兵”，亦寓有主动对外开放的思想。[2]魏、夏二人的主张，应为近代中国“门户开放”思想主张之嚆矢。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公使驻京，通商口岸由5口增至16口，中外交通愈加频繁。随着同外人打交道机会增加，国中多士益发坚信，外国列强来华，只为通商，并无他意，因而提出与外人“商战”的主张。欲行“商战”，自不能不讲求护商惠工之道。于是，魏源之后20余年无人言及的“开埠”主张被再度提起。19世纪80年代，陈炽作《大兴商埠说》一文，明确提出：“凡轮舟铁路电报所通之地及中国土产矿金工艺所萃之区，一律由官提款，购买民田，自辟市埠。”[3]文中使用了与后来“自开商埠”几乎完全相同的“自辟商埠”概念。
同、光之际，西方列强插手与中国结有“宗藩关係”的周边国家事务，觊觎中国沿边，“边疆危机”频频发生。为了国家安全，清政府采取“守四境不如守四夷”的传统国防战略，①在军事及外交等方面作了相应部署。在清政府所能设想出来的文韬武略中，规劝其“属国”越南主动对外开埠通商一节，颇为引人注目。1882年11月，曾纪泽在巴黎致函总署，提出“总办筹越事七条”，“劝越南慨然将红江开埠通商”，“允与各国贸易”。[4]企图以此制约在越争夺之各国。越南在多大程度上听取了中国方面的建议，有待研究。惟此建议本身，对研究中国自身开放门户已极具价值。盖中国人自来讲求“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过来讲，既已施之于“人”，则情急时“己”亦不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