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驻沪领事来电：奉外务大臣电，开通东三省事，南洋谓此时中国宣布各国，恐激成俄怒，永不退兵，占据满洲。此事似乎过虑，假令彼国不愿退兵，断无因开通一事，激成非常之举也。中国宣告后，各国如何举动，刻下未便推定。原来贵国开通满洲，伏意在乎招徕各国均沾利益，藉此防范彼国之异图也，此时不必逆料各国举动。……查开通满洲允各国通商一事，实为目下之善策，敝外部电言已详，尤望电咨驻英罗使、驻美伍使与各政府密商定谋断行，一杜狡计。
另外，电文还透露，南洋大臣刘坤一虽为东三省开埠的重要倡导者，但于此举尚心存疑虑。正因为如此，他在给枢垣的电文中才会反覆询问开埠于外交上有无窒碍，表示必待中庭“商有成说”，自己才肯“奏请开办”。[38]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介入无疑有助于消除刘的疑虑，有利于开埠决策的制定。
日俄战争结束后，清廷很快确定了开放东北的原则。同年底中日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明确规定“清廷应允俟日俄两国军队撤退后”，从速将奉天之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子江、法库门；吉林之长春、吉林省城、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黑龙江之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等16处，“自行开埠通商”。[39]一次决定开闢16处商埠，可谓“东北从来未有的大开放”。这些口岸属于自开商埠应该没有多少疑义。不过因系条约规定由中国自开，故构成了清季自开商埠的一种特殊类型。东北众多商埠的“约定”自开，凸显了外国列强尤其是日本的作用影响，也体现了中国方面的反制努力。
五、结论
甲午战后，列强在华争夺加剧，中国面临前所未遇的生存危机。为了应对局面，清政府使出“以夷制夷”外交故伎，遂有以“自开商埠”为具体形式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实施。在时间上，这一政策的推行与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大体同步。然而，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还是制衡各国的外交立场看，中国的“门户开放”都未能获得预期的成功。
从经济上考察，首批自开的三个通商口岸岳州、三都澳和秦皇岛，开埠前都还是很小的村镇，正如赫德1898年所言，“三个新开的口岸都没有多大（商业）价值”，开埠初期的经贸状况也不尽如人意。[40]至于日俄战争之后清政府在东北地区“遍地开放”口岸的做法，则堪称鲁莽。东北地区对外贸易究竟有多大的口岸需求？这是决策开埠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如所周知，清政府决定在东北自辟通商口岸之前，东北地区已经开放了营口、松花江等4个条约口岸，加上宣布“自开”的16个，合计东北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已达20个。这不免让人怀疑，清季在东三省这类经济并不发达、人口亦算不上稠密的省区，究竟有没有开放20个通商口岸的必要？以苏、浙两省观照，或许有利于说明这一问题。资料表明，1911年，江苏和浙江两省人口总数为4395万人，有关清季人口数据，参阅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80-84页。清季开放口岸的总数为10个。以此计算，当时该两省每439万人口才拥有一个口岸。同期东三省总人口为1839万人，若以通商口岸数20来除人口数，则平均每个口岸只与92万人口发生直接供求关係，这一数据仅为苏、浙两省口岸同类数据的21%。换言之，按照人口比例计算，经济不发达的东三省的口岸密度，已经接近经济发达的苏、浙两省的5倍。无怪乎开埠之后很长一段时期东北多数口岸都没有多少进出口贸易可做。
清政府实施开放政策的首要考虑是外交，然而就是从外交的立场审视，“门户开放”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并不明显。以东北开放为例，清政府开放东北，是希望利用各国的力量制约日本，然而，“开放”之后，非但各国之间没有形成力量均衡，反而是各国遭受排挤，最后导致东三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至于美国在中国实施“门户开放”政策的效果，曾经有学者认为，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各国在中国的势力扩张，对于保全中国的领土完整有着积极意义。然而历史证明，至少在东北这一特定区域，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及中国的“门户开放”实践，均未能实现政策制定者的初衷。笼统地称“门户开放”政策造成了国际力量在中国的均势，保护了中国免被瓜分或免遭某国独霸，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近代中国的口岸开放偏重政治及外交的考量，这一历史现象凸显了甲午战后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与多少带有加入“世界贸易体系”色彩的“门户开放”政策的矛盾。就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开埠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改造的重要手段，但也有可能转化成国人尤其是统治者担心的“开门揖盗”之举。在这一问题的权衡上，清政府陷入了困境。毕竟闭关锁国时代已经过去，门户必须开启，但又不能任由外国人通过中外条约指定的方式去开，于是便出现了“自开商埠”这种有别于“条约口岸”的开放形式。这表明，在世界经济渐趋“一体化”的近代潮流中，具有实质内容的“门户开放”并没有提上清政府的议事议程。在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当时，这固然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但这样的选择，却使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