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原本便已存在的半奴隶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例如将“契约劳工”从印度出口到生产甘蔗的印度洋岛屿和西印度群岛。
农奴制度或者农民的法律束缚，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已废除，儘管这对像西西里或安达鲁西亚这样的传统大庄园的农村穷苦人民来说，并无多大差别。然而，在其主要的欧洲据点里，农奴制度仍顽固地存在下来，儘管在最初的大量扩增之后，自1811年起，俄国的男性农奴数量已稳定保持在1000万到1100万之间，也就是说，相对衰落了。（在凯塞琳二世和保罗[Paul，1762－1801]统治时期，农奴制度的扩展使男性农奴人数从约380万增加到1811年的1400万。）不过，农奴制度的农业（不同于奴隶农业）明显在走下坡，其经济弊端日益显着，而且，尤其是自19世纪40年代起，农民的反抗也日渐增强。最大规模的农奴起义可能要算1846年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农奴起义了，它是1848年普遍解放农奴的序曲。但是，甚至在俄国，1826－1834年间便曾爆发了148次农民骚动，1835－1844年间216次，1844－1854年间348次，而在1861年农奴解放之前的最后几年则达到最高潮，共计474次。
在社会金字塔的另一端，除了像法国这种发生了直接农民革命的国家外，土地贵族的地位也比想像中的可能变化要小一些。无疑，当时已出现像法国和美国之类的国家，该国最富有的人已不再是土地所有者了。（有些富人购买土地以作为他们进入最高阶层的标誌，比如罗思柴尔德家族就是这样。这种情况当然要除外。）但是，甚至在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最大量的财富集中当然仍是出现在贵族阶层；而美国南部，在司各特、“骑士精神”、“浪漫”以及其他概念（这些概念对于他们所剥削的黑人奴隶和未受教育、自食其力的清教徒农夫们毫无意义）的鼓舞下，棉花种植者甚至为他们自己创造了一个贵族社会的拙劣仿冒品。当然，在贵族制度的稳固之中，隐藏着一种变化：贵族的收入越来越依赖于他们所藐视的资产阶级，依赖他们的工业、股票证券和房地产的发展。
当然，中产阶级已迅速增加了，但即使如此，他们的数量并未达到压倒性的多数。1801年，英国年收入150镑以上的纳税人口约10万人；在本书所论时期结束之际，则可能增加到约34万人，也就是说，包括其庞大的家族成员在内，在2100万总人口中占了150万人（1851年）。（这类估计是主观的，不过，假定每一个可划归中产阶级的家庭至少有一名仆人，那么1851年的67．4万名女性“一般家仆”，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出中产阶级最大户数的数字。大约5万名厨师，“女管家和女仆的数量约与此相同”，则提供了最小的数目。）自然，那些正在追赶中产阶级生活标准和方式的人，其数量更是大得多了。但这些人并不是都非常富有，比较有把握的推测是，年收人5000英镑以上的人数约为4000人，包括贵族，这个数字与雇用7579名私人马车夫来装点英国街道的僱主人数相去不远。我们可以假定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比例显然不比英国高，事实上普遍还要低一些。
工人阶级（包括新的工厂、矿山、铁路等等方面的无产者）自然是以最快的速率在增长。不过，除了英国，这种增长至多也只能以数十万计，而不能以数百万计。与世界总人口相比，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并且再一次除了英国和其他的一些核心地区外，无论怎么说他们都是无组织的。然而，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工人阶级的政治重要性已经相当大了，与其人数或成就不成比例。
及至19世纪40年代，世界政治结构已经历过极大的改变，不过无论如何，改变的幅度还是赶不上乐观的（或悲观的）观察家在1800年时所预期的。除了美洲大陆之外，君主制度仍然是统治国家的最普遍模式；甚至在美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巴西）仍是一个帝国，另有一个国家（墨西哥）至少在1822－1833年之问，曾在伊图尔比德将军（奥古斯丁一世）统治下，试用过帝国的名称。的确，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王国，可以被形容为君主立宪国家，但是除了集中于大西洋东缘的这类国家之外，**君王仍在各处占有绝对优势。的确，到了19世纪40年代，革命孕育出一些新国家：比利时、塞尔维亚、希腊，以及拉丁美洲诸国。虽然比利时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强国（主要是因其追随法国这个伟大邻居的脚步所致），但是因革命建国的政权中，最重要的还是那个在1789年早已存在的美国。美国享有两项巨大的有利条件：一是不存在任何能够、或的确想要阻止其越过广大内陆而向太平洋沿岸扩张的强邻或敌手——法国在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买案》中，事实上已卖给美国一块相当于美国当时面积的土地；二是其经济发展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向前飞跃。巴西也分享了第一项有利条件，这个从葡萄牙手中和平分离出来的国家，避免了长达一代人的革命战争所带给西属美洲大部分地区的分裂命运；不过，它的资源和财富实际上依然未得到开发。
不过，政治仍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