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苗诺夫主《关丽的俄罗斯》,第12卷,1895年彼得格勒出版,341-342页
三、马丘宁《关于居住在阿穆尔河左岸的汉人和满人的报告》节译
1860年11月31日签订了北京续增条约。这一作为最后的、更加完善的并包含了瑷珲条约全部内容的条约,从法律观点上说,与任何法规一样,是唯一能够执行的条约。但是,假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脱离法律原则的话,那么,尼古拉·巴甫洛维奇·伊格纳切夫解开了阿穆尔斯基伯爵不意之中打成的结子。整个瑷珲条约是由三条规定组成的。第一条规定了新国界,以及位于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东南至海的领土为共管土地。第二条按条约划在阿穆尔河左岸的二、三千满族人给予没有先例的特惠。第三条说明俄中两国人在阿穆尔河、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互相贸易的权利和只准俄中两国船隻在这些水道上航行。第三条至今尚未实现,虽然1881年彼得堡条约的第18条曾规定两国政府将签订有关实施办法的协定。剩下的前两条是关于被割让给俄国的领土和居民的。伊格纳切夫和恭亲王一样,在确定第一条的措词时,手头曾有过、而且已即是现在所提到的第一条的基础材料,无疑,意见详细地交换过了。如中国使臣曾想并且可能使其政府对划归俄国的居民行使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固定下来的话,那么在1860年的条约中对此能不作出保留吗但是,完全相反,经过对第一条文义仔细研究以后,我们看到了,该条肯定对瑷珲条约第一条规定得不甚清楚而且不符合国际基本准则的措词（但愿这不是对阿穆尔斯基伯爵的责难）作了解释。这里已经完全明确地划定了从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会（汇，原文为会，应为汇）合处到太平洋沿岸的国界。因而不仅巩固了俄国对穆拉维约夫伯爵划为共管的大片领土的所有权,而且还明确地划定了俄罗斯帝国版图的起点。接着,它又明确了俄国政府对同从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汇合处到鞑靼海峡和日本海之间的领土一起划归俄国的居民的义务。
兹将条约原文援引如下“如果上述地方遇有中国人居住之地,则俄国政府承允他们留住原地,并准其照常从事渔猎。”毫无疑问,在签订瑷珲条约时,这些满族人经在从事农业（这在满洲各地是很盛行的）,虽然地方行政机关向巾央政府表示满族人只靠渔猎为生。北京的大臣们最初得到真相是在1880年,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关注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事务,并派出使臣（吴大征和李金墉）调查国家资源。令使臣们惊异的是,在想像中是荒僻猎场的地方,他们发现了大量储藏的粮食以及汉人与满人繁荣的村庄。由于汉族移民不断的大量涌来,满族人都被汉族人同化得忘掉了本民族的语言,而且由早先威严的军人变成了和平的村民。因此,设想北京条约第一条的原则只与至今仍在阿穆地区游牧的异族人有关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在条文中使用了（中国人）“村屯”这个字眼,而不是游牧住地。很清楚,这些满人的命运与其他居民已归于一样,否则,对他们一定会订出保留条款,并规定他们在满洲政府的管辖下居住在我们这里的权利,正如（北京条约第四条）没有漏掉瑷珲条约第二条有关贸易一节的规定一样。在此不妨顺便指出,无论是瑷珲条约,还是北京条约,都没有规定划归俄国的中国入可以无偿地利用土地的权利。看来,为了执行条约的规定,我们的阿穆尔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公布北京续增条约,对居住在结雅河与霍尔莫勒金屯之间的满人进行登记,并使他们与通古斯人、鄂伦春人以及其他异族人一样服从俄国的法律。④即使按照承认左岸满族人根据瑷珲条约有特殊权利的曲解（不幸这种曲解至今仍在流行）,通过普遍登记的办法确定户数并编制户口清册,同时不仅禁止外来的中国居民,而且禁止当地人重新占有土地是适宜的。不幸,我们看到的情况却完全相反。由于满人归瑷珲副都统有名无实的合法管辖,阿穆尔当局不认为自己对他们负有责任,对他们的生活情况和不断扩展他们所占的土地毫不留意。正如中国人由于担心和俄国人发生战争而恐惧一样,我们只是从80年代才更加注意和谨慎地对待邻居,而不得不了解异族的居民。他们威胁过布拉戈维申斯克城,并对我们表现出明显的敌意。例如,1880年破坏了电报局。为此,外交大臣先生向皇帝呈交了奏摺,即应当让居住在阿穆尔河左岸的满人意识到他们应该服从我们的官员,至少要象服从中国的官员一样。这是俄国驻北京的临时代办、高级文官凯相德曾为此事提出过的意见。在得到皇上的赞同以后,通知了东西伯利亚总督,并因此采取了一些旨在阻止满人地盘进一步扩大的措施。为此曾正式划了界,据有关人员称,其面积为州内最好的土地计10800俄亩⑤。在瑷珲条约签订20余年后,对这些居民终于进行了登记,但由于人员不足,对这一尝试也未能进行到底。但是收集到的不完全的资料都表明一些十分有趣和完全意外的结果。
在我岸阿穆尔州的重要行政中心近旁竟有14000多名不属我们管辖的居民,其中有满人4500名,达斡尔人约,1000名和汉人9000,多名（汉族人数,据阿穆尔州总督谢尼也夫少将称,目前至少增加了一倍）。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