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29日
致电潘汉年：“前线已开始撤退，和平前途可逐步实现。”“红军在商县以东者早已开始撤退，主力亦昨日起开始撤退，约7天可通过咸阳，在三原者本日开始向指定地点移动。”“但蒋对东北军、十七路军抚慰政策必须坚持不变。”“望你同张冲兄在五天至七天内飞来延安一行，商决各种合作问题。”
1937年2月4日
致电潘汉年：“闻法院对沈钧儒等起诉将判罪，南京又有通缉陶行知事，爱国刊物时遭封禁，我方从上海所购之书被西安政训处扣留，南京令华北特务机关密捕我党党员。以上各事完全违反民意，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望即入京向陈、张①诸君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迅即具体解决。”
①陈、张，指陈立夫，张冲。
1937年4月11日
同张闻天復电潘汉年，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关键是在扩大群众的民主运动，各方面发动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要求开放党禁，实现民主权利，以推动南京政府逐渐向左。”“对外间各种谣言与怀疑，应站在坚定的立场与之斗争，或向其解释，对极左的倾向决不能有任何让步。”
1937年5月1日
同周恩来致电潘汉年，通报延安与南京间电台已接通，南京来电催周恩来再去谈判，中共中央已復电，告以须待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宣言拟好和得蒋介石復电(已电告蒋，总的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仍须照定)后，周恩来即前往。
1937年6月26日
(二)周恩来
致电潘汉年转蒋介石：我们在西安已尽最大努力，东北军多数干部痛于张学良不能回陕见面，决不先撤兵。务请以手书告东北军将领保证撤兵后给张恢復公职，发表名义许以出席三中全会，并许张来陕训话，以安东北军之心。
1937年1月28日
致电潘汉年，要潘恢復同邓文仪的联繫。并告潘，原黄埔军校教官胡公冕已到南京做黄埔系的工作。
1937年2月25日
致电潘汉年，目前对东北军工作方针应是团结整个东北军，反对分裂，反对裁编。
1937年5月16日
与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要潘立即通过“七君子”的家属和律师同“七君子”磋商，设法与CC方面出面调解的人谈判，以“不判罪只到庐山谈话则为上策，只判轻罪而宣告满期释放此为中策，释放而请到南京做事或出洋此为下策。”7月底，国民政府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1937年7月3日
4.6 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①
①本文原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在上海与陈立夫就国共停战等问题进行了直接会谈。这是会谈后潘汉年写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报告。标题是《党的文献》编者所加。
(1936年11月12日)
潘汉年
东、天、周、博：
(一)我在久久得不着你们一个復电后，在蒋离陕去洛时，我乃打一电给毅，①一面问他与蒋会谈结果，一面问他刘叶②是否早已离西安，我说到沪后一连由刘转数电给家中向未得復，一切活动无从进行，乞为设法，然后得着刘的回电说要我即去南京，当时我真假难明，因为如有此电，何待我去电问刘的行踪他才打给我，因此去信约邓文仪面谈，通信处是邵力子驻京办事处主任转——他是我亲戚，不日陈果夫手下之张冲偕我亲戚来沪找我并有邓文仪书及你们给张之华电要我去洛阳会陈立夫，或者去南京等陈立夫，当天我没有同他们走，第二天——九号我一人去京，当晚会见张冲，他表示歉意，说陈立夫已飞沪候我，问我愿留京候他或返沪谋晤，我表示均无不可。张乃与陈通长途电话，结果约定当晚乘夜车出京，10晨抵沪，在沧州饭店与陈晤谈，并将周③致二陈④及蒋的信顺便亦交他。陈问我代表周个人或代表毛，我答代表整个苏维埃与红军来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谈判，并非代表任何个人。陈请我先将我方愿意合作之条件告诉他。我乃根据那修正草案讲了一个大概，问陈南京对我们提议有何意见，陈于是着重声明代表蒋委员长作一答覆：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村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村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部服务;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陈讲完后，笑问我道：“这条件恐不易接受吧?”我也笑着回復他：“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如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磋商合作条件尚非其时?这样消耗国力的内战，眼见一时尚无停止可能，日本乘机进攻之野心当亦继续无已，南京日来标榜之决心抵抗，未知从何做起，历史上未见对外对内两重战争可以同时并进，先生以为如何?”他很安静地把眼睛闭上，想了一想，声音很轻的答道：“是的，条件很苛刻，谈判恐一时难于成就，不过周恩来如能全权代表军事出来与蒋面谈，或者保留的军队数目尚可斟酌，如由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