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凌晨，五连报告，有个老兵到连队就参加了战斗，打得很英勇，手榴弹从他手里扔出去象小钢炮，又远又准，各种枪、火箭筒他都使得来，哪需要他出现在哪。刚才，他牺牲了，我们想给他报功，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没向指导员报告过么？”
“报告了，可指导员没记下……”
“不是还有一个同去的老兵吗？”
“有，他跟他也是在火车上才认识的。没通姓名。”
“连队就没一个人问过？”
“问过。他说他就叫‘老兵’！”
后来，他的遗体运回国内安葬。在为他清洗、换装时，有人发现他的被血渍染黑的军装内层，隐约显一行兰字。轻轻把血渍洗去后，终于看清了，那是他的名字——方大军。
可是问题又来了！
和我们同时掩埋烈士的友邻团同志说，那遗体是他们团的万大军。还派了本连的同志来辨认。
“不会错吧？”
烈士的面部已不好辩认“看个头，像！”
“你们万大军手榴弹投得又远又准？”
“对！”
“他各种武器都使得？”
“对”
“他怎么到了我们五连参加战斗？”
“可能是路过看你们那儿打得正激烈呗。”
于是，友邻团把这遗体安葬了，碑上写的万大军的名字。
战后，从清理遗物、从随后寄到的檔案，从同批分来的老兵提供的情况都证实，二月十九日我确实分配了一个叫方大军的同志去五连，那个英勇作战、壮烈牺牲的老兵就是他！
方大军是原济南军区战士，1957年生，1976年参军。共产党员。
上级给他追记了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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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战篇
1979年那一仗究竟打得如何？由于时隔十年，一些当事者一时无法找到，且限于篇幅，这里只能记述几个并不算关键的战斗小故事。
如前章所述，那一仗是一场毫无准备的仗。因而也不是一场有把握的仗。这不是我们有谁忘记了我党长期从事武装斗争的历史经验，而正是历史上太多的荒谬与失误，只能用我们这代人的血肉去补偿！
当我们还是打了，打嬴了！不是我们自吹打出了军威国威，至少在我抄录国外报纸对那一仗的评论中，有五家新闻单位发出了这样的讚嘆：它再一次显示了中国人不可触犯的民族尊严与威力！
但，没有准备毕竟对任何一场战争都是致命伤。它本身不值得炫耀，去值得我们认真地吸取教训。
夜袭拉敏
——张烨（团长）
1979年打出去，我是五连副连长。
2月16日晚7时出境，上级命令我连于午夜2时前拿下拉敏。
拉敏离国境只四公里，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公路垭口，守敌一百四、五十人。敌营房周围有五道工事，有暗堡、交通壕、陷阱与雷区，火力与四周高地相依託。但这些我们事先都侦察得很清楚了。
我连决定趁黑夜偷袭。连长带主力由东南，我带一排先行绕至敌西北侧，合围后发起突然进攻。
战前大家决心很大，到临阵，许多人都有些怕，一个外军区补来的老兵喝出征酒杯时，举杯大哭：爸、妈，再见不着你们了！有的人摔酒碗：死了算，别最后出个洋相！
我举杯向大家：我们一起去，一起回来。大家都要想着立功，打胜仗……
当夜出发，大家都比较紧张，说话都打抖。夜像锅底般黑，全排一个跟一个，拉着一根被包绳走， 我感到绳子都在抖。看到拉敏敌营房灯光了，突然轰隆一声，敌营房灯火灭了，机枪“哒哒哒”朝我们打过来。原来是连主力在另一方向第一次触雷。后来知道，触雷的是二排战士杨成埃。他一条腿炸断，别人要救他，他说：别来，我背下还压着一颗雷！大家看着他两手抠进地里，血哗哗地流，直到死，他没哼一声。他是贵州德江人。战后我去过他家，他父亲也只一条腿，另一条腿是抗美援朝失去的。母亲卧病在床，家里很苦。老父亲说：为国牺牲，光荣！什么要求没提。
敌人打了一阵枪后，有一队十来人向我们巡逻过来，提着马灯，打着手电，边走边打了几个点射。我命令就地隐蔽，没有命令不许开枪！大家都在一条水沟里，儘量把头朝沟边水里拱，水冷，加上高度紧张，一个个牙床都打“晃晃”。
幸好敌人走到离我们十几公尺处，无所发现，返回去了。我们又接着向前摸进。
摸着摸着，眼前突然一亮，旋即听到敌人发出一阵欢叫，我才看清，我们已摸到敌人窗前。当时我的心都“拧”了，以为敌人发现了我们才亮灯欢叫。过了一会，我高兴了，原来敌人在打闹：在跳舞。
我叫大家往后退了几步，又调整了一下各班位置，等主力一到位，我们就猛烈开火。
等了几分钟，主力方向又是轰隆一声，他们又触雷了。我们面前敌营房灯火骤地熄灭，各种枪都响了，还有吹哨声、喊喝声、跑步声，我想，敌人全部就位了，连主力到不了，这一百多敌人只有我们一个排对付了，能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