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最苦最凶险的还是负责前接后送的同志，没有一次不挨炮。马伟，耳鼓膜震破；王保林，五次被埋在炮弹炸塌的猫耳洞里；卫生教导队多人受伤，队长郑继坤也作了；刘树林听到伤员在林子里哼，他去救，伤员喊：“不要来，地雷多得很！”他还是不顾一切衝过去，刚背上伤员，敌炮打来，他用身体掩护伤员。我的通讯员小古，头天献血，第二天去前接伤员，眼一黑，从桥上栽下去，腿骨折断。最突出的是胡龙泉，他送一个受伤的副指导员，遇敌炮击，炸断的一棵树倒在路上，车过不去了。这伤员下颏打穿，气管切开，万分危急。胡龙泉叫车开到一个隐蔽地，用嘴吸出伤员堵住气管的痰，把他抢救过来。
前接后送中，我们没有一名伤员中途死亡。危重伤员在我们医院死亡率只0.37%。
传奇女护士
——张致斌（后勤分部纪委书记）
（她叫刘亚玲。我从成都出发时军区后勤政治部领导嘱我一定要采访她，还希望我给她写篇大文章。我到文山军医院找她时，她上山采药去了，后来我到了分部，领导们也一再介绍她，讚扬她，并叫她的医院连夜派车送她来分部“向作家汇报”。我们开始谈话时，刘亚玲就坦诚地表示：“我根本不愿来……我反感作家和记者，我不愿别人报导我，过去每一次对我的报导，给我的荣誉都是给我加一道枷锁！到北京出席英模会，我也不激动……荣誉影响我的事业，它只是面具，成功只能靠真才实学。我奉命而来，只想说这些，也不想多解释……”我说我去过文山专程找她，我也不知道分部领导下令叫她来。还表示：“我决不写你，也不想叫你说什么。不过你们分部张副政委向我讲了你的情况，要我回去向有关首长详细报告，所以我只想将他介绍中有关你在前线救护伤员的事迹核对一下，免得出差错或再给你加一道枷锁，你看行么？”
她欣然同意了，并且在核对之后主动讲起了她在前线的风闻与感慨。她自己说，有些话是她从来没说出过的。我对她的某些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见……总之我们谈得很坦率。最后她同意了我可以写出张副政委——现纪委书记对她的介绍。）
刘亚玲，又奇特又难得，又可气又可爱，又倔又怪。
她1963年生，家在西安市郊。1984年8月由第四军医大护士班毕业分来文山军医院。
她学过医学统计学，发现我们国家战伤死亡率比一些先进国家高，从朝鲜到这次战争都如此。她也发现前线对有些伤员救护不当，感到在医院不如到前线阵地去直接救护能使自己在这方面积累一点经验。她还看了一本叫《南丁格尔传》的书，书上讲的南丁格尔是一个英国女护士，家里很富有，她却跑到战场上当看护，并有很多创造发明。刘亚玲很崇拜这个人，更坚定了去前线的决心。
她先后给各级领导写了七封信，要求到第一线去。开始我们没有同意，只考虑到她一个女同志去一线不方便，是出于对她生活、安全的关心；对她在事业上的理想追求了解不够，理解更谈不上。
为了能参加阵地救护，她用节约下来的节假日几次到前线。1986年4月，某军路过文山，她去看老乡，人家邀她去，她也想有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作调查，便提出请假回家探亲。但她没有回西安，而是到了前面一个营救护所。到假期快满的时候，她给医院桑院长写了信，说她回不来了，说了理由，也说了些过头话。医院要整党了，她是党员，院里两次派人去叫她，她不回来，话说得更不好听了：“开除党籍也不回去，除非抬了我的尸体回去！”医院又给前面部队写了信，请他们帮助动员她回来。就在这时，前面部队来信调她，我们不同意。确实我们有个想法，怎么能想到哪就到哪？后来人家还是动员她回来了。这次准假一个月，她离院两个月。为这件事，医院从上到下有反映，院领导提出给她处分，9个党员讨论，4个同意留党察看，5个同意严重警告。院党委报到分部党委是严重警告，分部没批，所以一直没公布。
到1986年12月，她又要求到前线。我打电话和前面联繫，军里同意她去，但不是调动。1987年1月她负伤住院。出院后她又去探家，3月回院，小组、支部通过了他的党员登记。登记前是叫她作了检查，大家认为她态度谦虚诚恳。
应当承认，是军区傅全有司令员转来《解放军报》一封“今日来信”才引起我们对刘亚玲的关心与重视、促使我们对她在前线的表现作比较充分的调查了解的。
按照傅司令在信上的批示，分部派了我和其他三位同志去前线调查了解。她的事迹确实是了不起的，感人的！
她先后6次去前线（三次未经批准），到过营以下阵地14个，随救护组参加阵前出击4次，拔点作战3次，参加救护过的伤员130多名。（刘亚玲：目睹过惨烈战斗场面，且离得最近，见得最多，女同志中我可能算第一人！）
平时她帮救护所、连队、炊事班作了许多工作，还和到前线采访的一位摄影女干事举行过两次电话演唱会。
1986年5月2日晚，某部六连战士，音乐学院学生徐良左大腿中弹负伤，动静脉破裂，送到营救护所，刘亚玲配合其他医务人员给他重新包扎止血和输液。由于徐良伤势重，她坚决要求随军工后送，途中，她一手固守输液针头，一手举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