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上的装具全掀烂了，背包、水壶、还有一部照相机——我带了十几个胶捲，原想凯旋后开个战地影展的。
一个战士扶起我，给我包扎。我才看清，我的腿还在，只是成了烂肉。与我同时负伤的还有步谈机员、通讯员、文书。新战士杨中武满脸血，对我哭喊：“指导员，指导员。”他不哭自己，哭我。
我又听到连长微弱的声音：给我包扎一下……
伤太多，战士们也不知给我包扎哪儿好。我准备了药片杜冷丁，吃了，我叫战士把连长抬下去，自己包扎了一条腿。
炮弹还在周围炸。这时大家只有拼杀的愿望，生死已置之于度外了。都在喊：“指导员，咋打？你说一句话！”我想调整一下部署，又一炮打来，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我已在四班副背上，我问：“你干什么？”他说：“我背你下去。”“这是哪？”他说：“不知道。”
我一会清醒一会昏迷。到了营救护所，我才知道，我们营大部份都没有到位，全营伤亡很大。我忍不住大声哭喊：“完了，完了！”教导员说：“你现在什么也别管，快下去吧！”
接着，我开始呕吐，这是休克前的征兆。
从营救护所再往下抬的途中，我被颠醒了，看到我连副指导员汪斌，我很吃惊：“你怎么到了这儿？”
他说他来找军工连上去抬伤员，还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我叫他好好组织部队，他满口答应，还给团里写了个条，大意是连队伤亡很大，连长指导员都负重伤，他们表现很好等等。
就是这个汪斌，后来被敌人俘去，并且在广播上发表讲话，说了一些迎合敌人政治需要的话，成为我们连营团师军的奇耻大辱。不管我们在这次攻克老山的战斗中有多大战果，多大牺牲都不能消除它的极恶劣影响，至今也抬不起头，翻不了身！
我认为，战争中被俘是难免的，我们不是先后也抓了越南成百上千的军人么？各级都有，提供什么情报的都有，不必把这事看得多重。
汪斌战前几个月从别的部队调来，他知识面广，能说会道，但作的不如说的好，我的他的印象总的说不坏。我至今认为，他是中途遭遇敌人被俘，不会是有意投敌。
那次我见了汪斌，继续往下走不了多远，敌炮又来了，八个抬担架的人都跑了，我动不了，眼睁睁看着炮弹炸，看着我们的人在炮火中飞。那是敌人炮火重点封锁的一条狭谷，是死亡狭谷。
我只有等死。这时反倒忘了伤痛，脑子格外冷静清醒。我想起，1979年我们攻进老街后，往在一座大楼里，敌人一个特工抱了炸药包来炸楼，刚要拉火，被我们一个游动哨兵发现，一枪击中对方要害，不然那次我们就完了。
1979年我也在三连，是进攻老街的突击班长，我们衝进敌营房时，收音机还在响，被炮火摇动着的电灯也还亮着。过后我们班在老街城里守护三天。老街相当漂亮，我们的任务就是防止敌人自己烧城，有些屋里还有人，但我们不曾无故忙惊扰价格体系一家老百姓。
一棵大树干被劈断，直直地朝我倒下，我闭上眼睛，但它只是砸在我的伤腿上。我第三次负伤，腿断了，象切豆腐，我当即昏死过去了。
事后我得知，是护送我的号兵潘贵德把我拖出来，他拖起我到另一棵树下包扎，没有救急包，他向本营一个背了很多救急包的事务员借，对方不干，说这是有数的，只能给本连的伤员用，还一再强调他得遵守纪律！
这说明，我们以往对战士纪律性教育是有片面性的。我的号兵哭了，他也哭了，但就是不给。
我终于被抬到团卫生所，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了。团卫生所长后来对我说，抬来时你的血压脉搏都没有了。
我还是活了下来，真是侥倖。
家乡为我举行庆功火把节
——金古阿格（指导员，彝族）
打完“7.12”那一仗，军区授予我英雄称号，报上也登了我的事迹，写清楚了我是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的人，县武装部、丽江军分区立刻到我家去报喜，还放了鞭炮。
我父亲金古尔石认识汉字，接过喜报一看，连忙把喜报塞回报喜人手里：莫忙，莫忙！我儿叫金古阿各，不是金古阿格！再说，他当英雄除非山鸡变凤凰！
不怪我父亲主观。我过去在家的确是个捣蛋鬼，给他添了好多乱子。
1979年我高中毕业，考大学没“眼”，成天到处跑。父亲怕我和不三不四的人伙在一起学坏，就给我找了个临时工，给邮局往各山寨送报纸。有时我十几天也不送一回，还和人家打架。次年父亲又托人送我去“考”兵，验上了，我很高兴。
当兵的通知发下来，父亲要我把亲事定下再走。我们那地方有订娃娃亲的习惯，我小时和表姐订了亲，她比我大两岁，我本不愿意，怕父亲不让我走，不敢说，由随父亲杀了猪宰了羊给表姐家送去。我想订亲又不是结婚，走了我就不认帐。谁知表姐也不愿意，还和我家的人吵了起来，说她根本不喜欢我，骂我是“野鬼”。
我当时很“牛”心想我不喜欢你可以，你怎敢不喜欢我，还骂人！我找到她家，要回骂她一顿，把猪羊肉扛回来。表姐躲了，不敢见我。父亲说算了算了，其实没“算”，送了猪羊就是“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