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有胜必有败，这是千古常理。如何对待战斗失利的干部？我还是举一个我老爹的例子。有一次战斗，刚进入敌前沿，被敌两侧的暗火力点将我一个突击排完整地打倒在一处。战后，我老爹叫不准动战场，组织大家来看。他大骂团长：“你他妈为什么不事先侦察清楚？”还骂了一些难听的——我老爹这方面缺点严重哩。团长请求处分，我老爹说：“不是为处分你叫你来看，是要你接受教训。看看，你的突击排，有一个头朝后的没有？他们多勇敢！怪就怪你这个指挥员，你不是怕死，不是打滑头仗，你他妈是个瞎子！”说完，我老爹脱下帽，向烈士深深行躬身礼，又和大家一起抬烈士。那个团长挨了骂，但没受处分，接下来几仗，都打得很好。我老爹见了他只说了一句话：“你狗日的总算把眼睛睁开了！”几十年后，这个团长还牢记着当了那回瞎子的教训，并以陈司令员后来的表扬引为终身荣誉。
最宝贵的是指挥干部的实战经验，光靠书本课堂培养不出真正的将军。打过败仗的干部，也比没打过仗的干部强！这也是我老爹的观点。
打老山，仗不算大，但地形复杂，打得确实残酷。二十六个山头同时攻击，哪能不在某一点受点挫折？我们有的领导不加分析，究竟是干部怕死还是某个环节上困难太大或措施不当，尤其不应当的是：明明自己决策不当，该罪已，却以罚人来推卸责任，撤了一大些干部，非常可惜！如像主攻团副团长向昆山，自1979年以来一直打得不错，被撤职后还带领部队衝锋陷阵，打了一个很漂亮的仗，炸了敌人一座军火库。怎么能把“怕死鬼”的名字安在这样干部的头上？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人家转业，叫人家怎么抬头？因为你不公正，伤害的不是他一个，而是伤了更多干部的心。
爱护部队，爱护干部，关键是危难中替他们担担子。我们不少干部不安心，想法很多，主要是一个：我不管怎么卖命，一仗打不好，彻底完蛋！实事求是说，不能完全怪罪某位领导，还有互相攻击。连师里的领导XXX也差点中箭落马。告状信一大堆，其实就是两个干部炮製的！还有一批干部损失在文凭上，他能打，但文化低了点，上头给你分来了一大批，他只好走。我们军作战最多，出的干部最少，是各种原因造成的，这个损失太大太可惜，再这样搞，今后谁跟你“玩命”，弄不好最后垮台。
我们老爹的“魅力”就在战时信任干部，战后保护干部。刘帅更不用说，他不但指挥高明，对干部是“老妈妈、老奶奶”！所以他们有那么大吸引力、凝聚力，不管在哪里留下伤员，他伤好了，千山万水也找回来。
领导的威信不是靠行政命令、靠处分、靠官职，而是靠同生共死的同志情、靠知心、靠危难中见真情！
布琼尼，老脑筋，指挥上并无新招，但在卫国战争初期苏军大溃退时，他来了：我是布琼尼！大家就跟他上！靠的就是危难中挺身而出。
我们有的连长，爱发火，气头上也骂人，甚至踢人一脚，但没人告状，没人记仇，战士说：他平时好。
好在哪？过年了，没钱买鞭炮。连长说：“咱们放炸药！”领导知道了，一顿臭骂！你这领导怎么就不懂战士的心，你多扫战士的兴！
一个侦察参谋抓了一个俘虏，半路上枪走火把俘虏打死了。回来，我们的干部对他比对战俘还凶。他好伤心呀！他经历好大的艰险，是豁出命把俘虏逮到的，他何尝不想带回个活的。你安慰他几句多好，何必显示你的威风？这个侦察参谋叫杜边生，“文革”中父亲被关起来了，他带弟妹沿街拣烂菜叶过活，入伍后多次战场立功，是个“亡命徒”。从那后，他伤透了心，只有和老婆说。老婆原来一直支持他好好干，这回变了：“回家吧，你司令员拿钱不比我多，你在那干啥？”他转业了，给他作什么工作也顶不上那顿骂！
部队改革，有千头万绪的工作，核心问题是从体制上保证选贤用能，提高指战员素质，最关键最首要的又在选好掌舵人！
我们的干部制度亟待改革
——赵中奇（团长）
我1970年15岁时入伍，当了八年战士才提干，但其后五六年我“一路顺风”，从排长当到团长，是战争把我推上来的。
（他如今当了三年团长了，但还是集团军里最年轻的团长之一。）
15岁时我和别人干一样多的活，二百斤的打谷机我扛了就跑。18岁我参加侦察技术集训，获全队总分第一，结业时教员不敢和我对打。回连后我当侦察班长，代理排长，我们班是尖子班，八个兵号称“八大金刚”。我能砍三块砖头，射击比赛，军区专业射击运动员败在我的枪下……满了十八，我就开始申请入党，十一次党员大会通过，十一次批不下来，到后来四个排党小组一致提出：一班长（我）不入党，我们就再不讨论别人入党问题。
但我还是入不了党，当不成干部，我坚决要求走，指导员同意，连长不放。
关键是指导员认为我“骄傲”！这两个字压了我几年，什么才叫不骄傲呢？把牙膏挤到他牙刷上，他坐下你就得把他茶缸端来，他家属来了你去给他挑水扫地，这样的人不骄傲，入党提干都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