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从我看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閒；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唐诗即有此二种。如果用现代话讲起来，是「在朝」和「下野」。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閒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３）。如果既不能帮忙，又不能帮閒，那么，心里就甚是悲哀了。
中国是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那时很有被聘的希望，一被聘，即谓之征君；开当铺，卖糖葫芦是不会被征的。我曾经听说有人做世界文学史，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看起来实在也不错。一方面固然由于文字难，一般人受教育少，不能做文章，但在另一方面看起来，中国文学和官僚也实在接近。
现在大概也如此。惟方法巧妙得多了，竟至于看不出来。今日文学最巧妙的有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派。这一派在五四运动时代，确是革命的，因为当时是向「文以载道」（４）说进攻的，但是现在却连反抗性都没有了。不但没有反抗性，而且压制新文学的发生。对社会不敢批评，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说对不起艺术。故也变成帮忙柏勒思（ｐｌｕｓ）（５）帮閒。为艺术而艺术派对俗事是不问的，但对于俗事如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是反对的，则如现代评论派（６），他们反对骂人，但有人骂他们，他们也是要骂的。他们骂骂人的人，正如杀杀人的一样——他们是刽子手。
这种帮忙和帮閒的情形是长久的。我并不劝人立刻把中国的文物都抛弃了，因为不看这些，就没有东西看；不帮忙也不帮閒的文学真也太不多。现在做文章的人们几乎都是帮閒帮忙的人物。有人说文学家是很高尚的，我却不相信与吃饭问题无关，不过我又以为文学与吃饭问题有关也不打紧，只要能比较的不帮忙不帮閒就好。
（１）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天津《电影与文艺》创刊号。收入本书的曾经鲁迅修订。
（２）关于司马相如装病不出的事，据《史记·司马相如传》：「先缈诔远浦椤*常有消渴疾。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病閒居，不慕官爵。」
（３）「心存魏阙」语出《庄子·让王》：「身在江海之上，心竞跷恆谥隆！*魏阙，古代宫门上巍然高耸的楼观，后来用作朝廷的代称。
（４）「文以载道」语出宋代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缘酪病薄*
（５）柏勒思（Ｐｌｕｓ）英语：「加」的意思。（６）现代评论派指《现代评论》杂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创刊）的主要撰稿人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的《閒话》中标谤「绝不肆口嫚骂」。但实际上他们常对鲁迅和他们所反对的人进行种种攻击和谩骂。 有所谓熊先生者，以似论似信的口吻，惊怪我的「浅薄无知识」和佩服我的胆量。我可是大佩服他的文章之长。现在只能略答几句。
一、中国书都是好的，说不好即不懂；这话是老得生了锈的老兵器。讲《易经》（２）的就多用这方法：「易」，是玄妙的，你以为非者，就因为你不懂。我当然无凭来证明我能懂得任何中国书，和熊先生比赛；也没有读过什么特别的奇书。但于你所举的几种，也曾略略一翻，只是似乎本子有些两样，例如我所见的《抱朴子》（３）外篇，就不专论神仙的。杨朱（４）的着作我未见；《列子》（５）就有假託的嫌疑，而况他所称引。我自愧浅薄，不敢据此来衡量杨朱先生的精神。
二、「行要学来辅助」，我知道的。但我说：要学，须多读外国书。「只要行，不要读书」，是你的改本，你虽然就此又发了一大段牢骚，我可是没有再说废话的必要了。但我不解青年何以就不准做代表，当主席，否则就是「出锋头」。莫非必须老头子如赵尔巽（６）者，才可以做代表当主席么？三、我说，「多看外国书」，你却推演为将来都说外国话，变成外国人了。你是熟精古书的，现在说话的时候就都用古文，并且变了古人，不是中华民国国民了么？你也自己想想去。我希望你一想就通，这是只要有常识就行的。
四、你所谓「五胡中国化……满人读汉文，现在都读成汉人了」这些话，大约就是因为懂得古书而来的。我偶翻几本中国书时，也常觉得其中含有类似的精神，——或者就是足下之所谓「积极」。我或者「把根本忘了」也难说，但我还只愿意和外国以宾主关係相通，不忍见再如五胡乱华（７）以至满洲入关那样，先以主奴关係而后有所谓「同化」！假使我们还要依据「根本」的老例，那么，大日本进来，被汉人同化，不中用了，大美国进来，被汉人同化，又不中用了……以至黑种红种进来，都被汉人同化，都不中用了。此后没有人再进来，欧美非澳和亚洲的一部都成空地，只有一大堆读汉文的杂种挤在中国了。这是怎样的美谈！
五、即如大作所说，读外国书就都讲外国话罢，但讲外国话却也不即变成外国人。汉人总是汉人，独立的时候是国民，覆亡之后就是「亡国奴」，无论说的是那一种话。因为国的存亡是在政权，不在语言文字的。美国用英文，并非英国的隶属；瑞士用德法文，也不被两国所瓜分；比国用法文，没有请法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