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四月二十七日于灰棚（４）。 培良（２）兄：
我想，河南真该有一个新一点的日报了；倘进行顺利，就好。我们的《莽原》（３）于明天出版，统观全稿，殊觉未能满足。但我也不知道是真不佳呢，还是我的希望太奢。
「琴心」的疑案（４）揭穿了，这人就是欧阳兰。以这样手段为自己辩护，实在可鄙；而且「听说雪纹的文章也是他做的」。想起孙伏园（５）当日被红信封绿信纸迷昏，深信一定是「一个新起来的女作家」的事来，不觉发一大笑。
《莽原》第一期上，发了《槟榔集》（６）两篇。第三篇斥朱湘（７）的，我想可以删去，而移第四为第三。因为朱湘似乎也已掉下去，没人提他了——虽然是中国的济慈（８）。我想你一定很忙，但仍极希望你常常有作品寄来。
迅（四月二十三日）（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豫报》副刊。（２）培良向培良（１９０５—１９６１），湖南黔阳人。一九二四年与高长虹等人在北京创办《狂飙周刊》，次年参加莽原社，后来投靠国民党反动派。
（３）《莽原》参看本卷第７９页注（６）。（４）「琴心」的疑案一九二五年一月，北京女师大新年同乐会演出北大学生欧阳兰所作独幕剧《父亲的归来》，内容几乎完全抄袭日本jú池宽所着的《父归》，经人在《京报副刊》上指出后，除欧阳兰本人作文答辩外，还出现了署名「琴心」的女师大学生，也作文为他辩护。不久，又有人揭发欧阳兰抄袭郭沫若译的雪莱诗，这位「琴心」和另一「雪纹女士」又一连写几篇文字替他分辩。事实上，所谓「琴心」女士，是欧阳兰女友夏雪纹（当时女师大学生）的别号，而署名「琴心」和「雪纹女士」的文字，都是欧阳兰自己作的。（５）孙伏园（１８９４—１９６６）参看本卷第４８页注（５）。他任《京报副刊》编辑时，收到欧阳兰以琴心的署名投寄的一些抒情诗，误认为是一个新起的女作家的作品，常予刊载。
（６）《槟榔集》向培良在《莽原》周刊发表的杂感的总题，分别刊载于该刊第一、五、二九、三○期。
（７）朱湘（１９０４—１９３３）字子沅，安徽太湖人，诗人。着有《糙莽集》、《石门集》等。下文说他「似乎也已掉下去」，疑指他当时日益倾向徐志摩等人组成的新月社。
（８）济慈（Ｊ．Ｋｅａｔｓ，１７９５—１８２１）英国诗人。着有抒情诗《夜莺颂》、《秋颂》及长诗《恩底弥翁》等。一九二五年四月二日《京报副刊》发表闻一多的《泪雨》一诗，篇末有朱湘的「附识」，其中说：「《泪雨》这诗没有济慈……那般美妙的诗画，然而《泪雨》不失为一首济慈才作得出的诗。」这里说朱湘「是中国的济慈」，疑係误记。 孝观先生：
我的无聊的小文，竟引出一篇大作，至于将记者先生打退（２），使其先「敬案」而后「道歉」，感甚佩甚。我幼时并没有见过《涌幢小品》（３）；回想起来，所见的似乎是《西湖游览志》及《志余》（４），明嘉靖中田汝成作。可惜这书我现在没有了，所以无从復案。我想，在那里面，或者还可以得到一点关于雷峰塔的材料罢。
鲁迅。二十四日。
案：我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这就是保俶塔，而伏园以为不然。郑孝观先生遂作《雷峰塔与保俶塔》一文，据《涌幢小品》等书，证明以这为保俶塔者盖近是。文载二十四日副刊中，甚长，不能具引。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补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京报副刊》。
郑孝观，后改名宾于，四川酉阳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曾任北京中俄大学讲师。
（２）记者先生指孙伏园，当时《京报副刊》的编辑。《论雷峰塔的倒掉》发表时，鲁迅在篇末加有如下附记：「今天孙伏园来，我便将糙稿给他看。他说，雷峰塔并非就是保俶塔。那么，大约是我记错的了，然而我却确乎早知道雷峰塔下并无白娘娘。现在既经前记者先生指点，知道这一节并非得于所看之书，则当时何以知之，也就莫名其妙矣。特此声明，并且更正」。后孙伏园在发表郑孝观的《雷峰塔与保俶塔》时附有「伏园敬案」，说：「郑先生所举证据非常确凿，我不但不想来推翻并且也无法来推翻」，并表示「恭恭敬敬的向鲁郑二先生道歉」。但他又引用《西湖指南》和《游杭纪略》的记载，证明雷峰塔并非保俶塔。
（３）《涌幢小品》明代朱国桢着，共三十二卷。内容多是明代典故以及史实考证。该书卷十四有关于保俶塔的简单记载。（４）《西湖游览志》二十四卷，又《志余》二十六卷，记述西湖名胜古蹟、民间传说、掌故轶闻等。田汝成，字叔禾，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代文学家。 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鑑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鑑赏的东西。
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
但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情感，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係。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什么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