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也是，要不是追那包檔案，井下会出那么大事故？正好总局来人。嗨！要不政委的角儿就是他的了！”叶涛有点为王铁头惋惜。
“不见得！”老解摇着头说，“论斗心眼他可不是麻判官的个儿。走吧！还是走了好！哪能老是借别人的牙活着？惹不起，躲得起，避避嫌疑吧！”
他一边说，一边意味深长地看着小金花鼠。小东西忽然停止搬运，抬起脑袋，呲了呲雪白的小牙。
后记new
铁栅栏后，为关押改造“社会渣滓”的地方，向来有点恐怖神秘。这里蕴藏着许多血、泪、恩、仇，每一个囚都有一个故事。但是发掘它们却不太容易：即使拿了介绍信，有权威人士陪同，那些囚们疑虑重重，未必肯把心里话掏出来。
1957年以后，我一个跟斗跌进这里。那一年，我和从维熙结婚不久，小儿子刚出世。一夜之间，两个人由党报记者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因为当时有条定律：“党员领导便是党，凡对这些人不满便是反党。”并且演绎到翻老帐，把五七年前的言论也找出来上纲上线细细分析批判。我在早春二月之际正在坐月子，没有参加鸣放，材料不够，某些人把我在1955年的一首打油诗翻了出来。诗曰：
“大老官儿坐小汽车，
小老官儿坐大汽车，
没有车坐的吃灰。”
当年汽车不多，能坐车的多半有点身份，不像现在计程车满街跑。所以我这诗算“恶毒攻击”，以此为主搭配上几条，先是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农村，后来我们不识相，又对“三面红旗”嘀嘀咕咕，于是双双劳动教养，成了囚。
好像男性在当右派这方面也比女性“跑得快。——男右派成百上千，到了囹圄之中，居然能够独立成营。女右派的数目就差远了，单独关押有悖精简节约的原则，只能跟刑事犯关在一起。因此我不用开介绍信办手续，便“体验”了正宗的“笆篱子”生活。“体验”的期限一直到1978年落实政策，占了我这一辈子最宝贵的二十年。
作为一个女囚，滋味当然好不了，尤其是跟各种“渣滓”在一起，这措施本身就是一种刑罚。我们这些既不会打又不会骂的犯“脑袋瓜”罪恶者，只能被刑事犯当作“修理”的对象。不过由于是其中的一员，也就看到听到许多悲惨的故事。这是一个记者在蜻蜓点水的采访中无法接触的。
这几篇小说，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它们是开在地狱边缘的小花，也算百花丛中的一枝，也许可以调剂一下大红大紫的热闹，增添一些冷色。我写这些故事，没有任何意图，不打算说教。只想告诉读者：这片黄土地上曾经有过这些人，发生过这些事。因为是小说，经过加工，人物、地点、时空都已虚构倒错，望勿认真。雪泥鸿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