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英格兰银行与其他机构组成的英国四角关係，这一整套机制并非当时的英伦贤达有意设计，而是市场各方力量滋长对抗的结果，从初露苗头到成效显着，是几代人逐步探索、衍生发展出来。无可否认，这一制度设计成为人类文明机缘与机巧的最佳体现之一。
正是通过彼此制衡、彼此支撑，使得无论政府统治抑或国家财政，甚至金融市场以及商业市场都有稳定预期，降低了公众的不确定性，抚平了政治或市场周期的波动，最终对经济整体进步大有裨益。这些制度设计为英国工业革命成功、大英帝国征服世界铺平了道路。
为什么这样的四角关係诞生于英国，尤其是议会何以能够团结起来对抗国王，形成有效的权力约束呢?这引发不少猜想，也是宏大叙事爱好者们久久不休追问的主题。日裔美国政治学者福山认为原因有三点，首先是英国社会团结的政治性大于它的社会性;普通法的认同使得个人产权意愿高涨;光有经济基础还不够，形而上的道义也必须存在，此时看似无形的宗教为议会提供了“超越的使命感”。
从更大的视角审视，从英格兰银行到四角关係的演进，可见经济离不开政治，政治也是交易，有成本，有收益，清晰的产权对政治活动也很重要，从私人契约到公共契约背后，仍旧有类似的逻辑，科斯定理同样成立。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就曾强调，“给定初始的政治资源分配，如投票权、游说权等，在给定的制度框架内，如果不存在政治交易成本，将会达到最优的制度结果，而且这个结果与政治资源的初始配置无关”。
由此可见，金融创新以及金融制度也必须是应经济、政治发展状况变化而生，正如白芝浩所言：“在人类社会发展之初，凡是社会需要的，政府都会去做，凡是社会不想要的，政府都会予以禁止。”
政治学家或历史学家，往往忽略经济在大历史中的强大逻辑。事实上，人性恆常，经济自有其隐匿于历史细节中的推动力，正如英格兰银行诞生之后的变化显示，征税与代表权一旦内嵌入社会结构之后，其实也为民主转型铺平了道路。
[47] 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商务印书馆，1993。
[48] 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2010。
弗格森：感谢大英帝国
众所周知，经济学家张五常除了经济学为人称道之外，短文更是一绝，洞察力不俗。他曾经撰写过一篇题为“向港英致敬”的小文，其中写道：“明知是难以避免的消息，听起来仍是心有戚戚然。我拿起笔，笔很重;思往事，在空白的稿纸上写下：向港英致敬!”
这五个字看来容易，却也很容易在非左即右的今天被看作“头号带路党”。“港英”，也就是大英帝国，往往被视为殖民主义的化身，在过去一个世纪，无论来自外部的批判，还是帝国内部的自省，对于大英帝国的过去尤其是殖民历史，评价大多归于负面。然而，时下也流行“大反转”，对于大英帝国的褒贬标准也出现新的迹象。张五常的半个同行、金融史学家尼尔·弗格森也屡屡对大英帝国表示敬意。
尼尔·弗格森，用流行的词来说是跨界高手，苏格兰人、牛津博士、哈佛教授，跨金融与历史、媒体与学界。弗格森的着作颇丰，涉猎广泛，创作了《文明》、《顶级金融家》、《纸与铁》、《金钱交易》等畅销书籍，他本人也在2004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和学院派学者不同，弗格森出镜率颇高，与媒体以及业界的互动频繁，也不乏奇思妙想，时下流行的“中美国”一词(Chimerica)就是由他和柏林自由大学石里克教授共同创造而出。
狭隘地看，过去四百年的历史，几乎也可以看作是日不落帝国的兴起与衰落史。不可否认，英国的崛起不仅壮大了自身的影响力，也重新塑造了历史的形貌。理解大英帝国的过去，或许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正在崛起以及已经崛起帝国的未来。如何全面评价大英帝国的功过，仍旧是一个复杂而没有定论的问题，很难有简单的答案，但是弗格森的着作也应该被视作多元化的一种努力，是对主流历史话语的一种有益补充。
回头反思，大英帝国的存在，对于人类以及世界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从我们习惯的思维来看，大概多数判断应该是不幸的，首先映入脑海的恐怕是那些旧时代的罪恶与血泪史。对于欧美来说，大英帝国首先应该被批判的是其支持奴隶制，据说在1850年之前，1 000万左右被运往大西洋各国为奴的非洲人中，有300万人是乘坐英国的船隻漂洋过海的，甚至英国BBC的介绍之中也直接提及“英国的辉煌是建立在屠杀和掠夺之上”。对于中国人而言，由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以及此后的近代史带来的屈辱感至今挥之不去。
然而，尼尔·弗格森却提出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视角：或许全世界都得感谢大英帝国。回顾这个多雨而偏离欧洲大陆的岛国称霸全球的历程，其成长的大背景在于全球化：从商品市场全球化开始，再到劳动力市场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政体全球化、资本市场全球化，甚至战争全球化。
换而言之，大英帝国的应运而生，或许是推进全球化最不坏的一种方式——如果仅从英国自身利益出发，不仅帝国后期扩张的成本大于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