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斯·罗格夫长期关注危机，他们通过1957—2013年100个金融危机案例来观察金融危机的恢復情况，标准就是人均GDP恢復到危机前水平，才可大体判断为一次危机结束。
对比历史，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来看，恢復结果并不乐观。首先，金融危机中多数危机国家并没有恢復到之前的水平，在12个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国家中，仍有10个国家的产出远远低于危机前的峰值水平，而且如果拖延时间越久，那么，一些国家的危机严重程度将超过20世纪30年代;其次，金融危机会有二次触底的可能，以美国为例，历史出现了九次大的危机，其中，这九次危机中有五次出现了二次触底，比例超过一半。[7]
理论尚且如此，现实更加暗淡。从世界来看，道德风险、大而不倒、量化宽鬆、经济危机、债务危机等弊端仍旧存在;即使是中国，看似是2008年金融危机中置身事外的赢家，也在应对危机中埋下债务危机以及通货膨胀的隐患。
作为一个观察者，我的位置在学术与市场的中间，力图集合历史来解读现实，同时展开对未来的一些思考。我无意把本书变为一本主观信念的着作，甚至不想包装成隐含某种美好理念的金融讚歌。我更多的是想从理性思考出发，提供金融与历史的基本框架梳理。经济学还谈不上失败，发展仍旧依赖市场，但是必须重新反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学界已经意识到要从金融周期、货币、全球化等不同角度审视金融系统[8]，至于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地位，应该给予更多独立空间保障。
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是19世纪银行主义的观点，20世纪凯恩斯主义的先驱、伟大的财经总编白芝浩将其整合在《伦巴第大街》里。这一观点今天看来仍旧激进与充满争议，却也被历史证明其合法性。任何时刻，正确的货币政策都是难题，正如美国马克·吐温的俏皮话，“原则”是“偏见”的另一个名称。这也导致公众与精英对于货币政策都充满太多意见，到了危机时刻每每手足无措，激烈冒进可能造成漫长后果，而无所作为也是不可接受的错误。21世纪的金融系统无法设计，但是其基本原则仍旧可以从传统中得到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