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风潮有如钟摆，时紧时松，往往与政治、时事紧密结合。刚刚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机，揭示了金融业存在无所不在的系统性风险：一旦重要的机构出事(譬如雷曼)，很多机构以及国家都会被无端拉下水。不可否认，无效监管的外部性以及损害相当明显，宏观审慎必须也应该成为业界共识。与此同时，在重建全球监管的呼声之下，统一的监管框架出台一再延后，一大原因也在于各国监管者与机构之间的竞争博弈。
伴随着经济復苏，金融危机之后从紧的监管风潮开始出现回潮迹象。竞争总是有效的，然而竞争也存在外部性，监管制度亦是一样。于是，对于监管套利的争议成为全球监管中难以迴避的话题。一方面，当前业界都认同加强监管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监管者私下也都担心监管过严会削弱本国金融竞争力。由此可见，盖特纳等人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事实上，和价格套利一样，制度套利也是金融套利的重要一环。
如何理性看待监管套利现象?对于市场参与者而言，资本逐利，选择灵活性更大、成本更低、回报更高的监管环境无可厚非;对于监管者而言，也必须认识到监管套利始终难以迴避，如何习惯与监管套利合理共处才是智慧。类似窘境与中国改革中的地方政府竞争颇有可比之处。
如何解决?在经济学中还原这个问题，可以视为一个机制设计问题。首先，可在宏观方面制定统一标准，使得全球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不至于差异过大，避免系统性风险再次爆发;其次，在上述前提之下，全球监管其实并不需要处处一致，应该尊重市场以及参与者的智商，在微观领域儘可能让各个参与者发挥自身创造力，这对于重新活跃金融市场不无裨益。
这样的思路并非无懈可击，在利益驱动之下，想必还是存在不少过度监管套利的现象。回到冰岛的故事，或许可见一斑。对于冰岛这样产业单一、体量迷你、人口稀少的经济体而言，为了经济起飞，利用监管套利来发展金融业、吸引国际资本被视为一条捷径。当时，金融创新对于冰岛而言是福音，使得冰岛这个渔业国家也成为北欧金融立国的典范。然而，从今天看来，虽然冰岛的危机使得英国等地储户大受损失，但是付出最大代价的还是冰岛以及冰岛监管者。玩火者必先自焚，这样的案例也可以降低类似事件发生概率。
现实世界并不存在完美的解决方案，监管者永远需要在金融创新以及加强监管之间保持合理平衡，不同的争议以及局部竞争对于金融系统的健康其实利大于弊——市场会犯错，但是概率远比官僚机构少得多，所以应该给予市场儘可能多的机会。
[66] 斯泰因格里米尔·西格富松(冰岛渔业、农业和经济事务部长、前财政部长)，《冰岛金融危机的启示》。
[67] 可参见刘易斯着作《自食恶果》，他的成名作是《说谎者的扑克牌》。
[68] 斯泰因格里米尔·西格富松，《冰岛金融危机的启示》。
哀希腊：第一次希腊风波
“希腊群岛呵，美丽的希腊群岛!……在这里，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并兴，狄洛斯崛起，阿波罗跃出海面!永恆的夏天还把海岛镀成金，可是除了太阳，一切已经消沉。”伴随着希腊政经乱局，欧洲债务危机混乱无主的状况进一步加剧，使得百年前诗人拜伦所作的名篇《哀希腊》今日读来颇为应景。
希腊怎么了?
希腊怎么了?希腊是欧洲的隐伤，2009年10月初，希腊政府宣布，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引发评价机构竞相下调评级。从此，希腊一系列闹剧引起诸多关注。希腊等国的债务，起源在于经济结构中出口乏力，在欧洲一体化中未能获益，反而结构性地累积外债。到2010年，希腊债务总额已经超过GDP的140%，财政赤字则占GDP的10.5% 。对比之下，欧元区平均债务水平仅为GDP的80%，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也远低于希腊。
2010年，希腊与欧盟和IMF达成协议，后者在未来三年内提供1 100亿欧元的贷款帮助希腊政府应对危机。作为条件，希腊政府则保证实施严厉的紧缩政策和改革措施，并且确保在三年内将财政赤字(2009年高达GDP的15.4%)控制在欧盟规定的3%之内。除了IMF提供的贷款之外，国际社会希望通过国有资产私有化以及更改私人国债的偿付条款来筹集资金。
然而，这一“以时间换空间”的做法很可能不会奏效。首先，如果希腊要达成债务不再继续增加的目标，其经济增长应该保持在8%左右，这显然不现实;其次，希腊如果执行严格的紧缩政策，在短期内不仅无助于经济扩张，而且必将导致普通百姓生活水平一落千丈，鑑于希腊的民主架构，这一要求达成的难度可想而知;最后，即使IMF继续出资，如果希腊经济后续乏力，那么这一注资只是在延迟希腊死亡的时间，对根本改善希腊处境无济于事。
在诸多不可能面前，要求希腊如约偿债，很可能并不可行。对于公司而言，如果资不抵债，往往就是以破产告终。然而，主权国家的破产则缺乏可行办法，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往往是债务重组，即债权人与债务人通过磋商达成债务延期或者减免的协议——换而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