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教训
保尔森在卸任之后除了被问及经历危机的感觉，被追问最多的问题是从危机之中获得的教训以及如何避免类似情况。他把金融危机的直接教训总结为四点：在大规模跨国资本流动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存在着经济结构失调是金融体系过度扩张的一个重要源泉;监管制度仍然是一个无可救药、七拼八凑的过时大杂烩，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时代和形势;金融系统包括太多的槓桿，这体现在资本和流动资金等缓衝措施不足;居于业界前列的金融机构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对自身构成了巨大风险。
金融危机为何会发生基本上有三种解释：一种解释强调基于人性的行为动机，比如贪婪;第二种则归咎于资本主义内在固有周期，经济衰退显然属于正常周期性波动;第三种则表达了对政府监管不足的批评，波斯纳与保尔森等人明显倾向于此类。于是，三种思路也对应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前两种思路倾向于认为市场会自动出清，政府不应该救助金融机构，危机本身就是一次洗牌;而另一派则主张政府介入，实施救助的同时加强监管，虽然这类观点成为危机时代的主流观点，但对于政府的介入程度以及公共刺激政策仍旧存在很多争议。
保尔森观点基于后者，以辩解拯救贝尔斯登为例，他强调“如果贝尔斯登的问题只是它自身的问题，我们或许已经任由它灭亡。但我们知道，贝尔斯登的失败将让其他有类似麻烦的金融机构的命运也画上问号”。这一点倒与波斯纳不谋而合，波斯纳强调在应对危机之时，应该把实用主义置于意识形态之上，某些风险比如破产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可以容忍，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不一定可以容忍，尤其涉及“金融市场稳定性这一公共产品”;这个国家面临的风险可能不是一家大银行的倒闭，而是银行产业的崩溃，而“自由至上主义经济学家没有领会放鬆金融市场监管的危险，并低估了这场金融危机的风险和严重性”。
经历过20世纪的诸多考验，资本主义的存在理由看来再无异议。正如波斯纳所言，“所有针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都名誉扫地了，而这一点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尚不清晰”，但他同时强调资本主义只能以一种折中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放任与干预、自由与监管并存。同样，保尔森督促改革美国金融系统的同时，仍旧对于市场机制抱以恆久信念：正是这些市场帮助我们推翻了冷战铁幕，使亿万人摆脱贫困，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繁荣，高效、监管完善的资本市场能继续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经济发展。这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会为人类带来更大的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
历史的轮迴
历史总敲两次门，一次是喜剧，一次是悲剧。
1792年，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果断购买了几十万美元的联邦证券，拯救因投机客杜尔而濒临崩溃的股市，使得经济免于受到负面影响;216年之后，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决定援救陷入崩溃的金融机构，代价是7 000亿美元，与汉密尔顿渊源颇深的纽约银行梅隆公司则中标该不良资产清理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遥相对应的事件，恰印证历史的微妙轮迴。
美国传记作家罗恩·彻诺(Ron Chernow)所着的《汉密尔顿：美国金融之父》在金融危机时一度流行，这呼应了美国人的“国父热”，不少金融高管也在追看。在这位作家看来，汉密尔顿——这位49岁就丧生于决斗中、一生失意于白宫的男子，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虽然从未成为总统，却可能比那些成为总统的人奠定下更为深远、更为持久的影响”。如果说华盛顿是政治意义上的永恆国父，汉密尔顿则堪称首位金融国父。当时，刚刚脱离英国殖民地身份的美利坚合众国草创，万事犹如白纸，正是汉密尔顿推动统一美国经济金融体系，从国债到商业银行，从行使央行权力的第一合众国银行到联邦税收体系，莫不是在他的力排众议下萌动兴旺。他死后葬在华尔街的三一教堂旁，据说与纽约银行刚好隔街相望。
救市，还是不救，这是个问题。救市一石激起千层浪，滔天的争议背后仍旧是一个古老的美国问题：放任自流还是积极干预?或者，是否需要强势政府干预市场?这个问题很大程度可追溯自汉密尔顿及其终身政敌托马斯·杰斐逊。美国作家和经济历史学家约翰·斯蒂尔·戈登曾经感嘆，在绵延数百年的北美金融史中，每一个重大事件中都可以依稀看到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追随者们各自捍卫着自身的理念。在美国资本市场历史上，1792年到1987年的一百多年时间内，杰斐逊主义的放任自流一直占据上风，如今汉密尔顿归来。
33岁就写下“人生而平等”的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政治理念可谓针尖对麦芒，据说两位开国元勋在议会争论，犹如斗鸡。汉密尔顿强调工商立国，而杰斐逊则笃信农业为本;汉密尔顿偏好强势政府，而杰斐逊则认可地方自治;汉密尔顿亲手缔造了华尔街，而杰斐逊则斥之为“人类本性堕落的大阴沟”……最终，汉密尔顿领衔的联邦党与杰斐逊创立的民主共和党的政治遗产催生了今天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两人的党争也最终奠定了美国精神的方方面面。正如历史学家克劳德·鲍尔斯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