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为增长引擎的中国经济开始减速之际，全球经济无可避免地继续滑入通缩深渊。贸易是衡量全球化以及全球经济的温度计，全球贸易2014年普遍认为继续走低，可能只有3%~4%的增长，随着经济下滑引发的保护主义兴起，相信未来贸易可能欲振乏力。
如果说贸易更多代表实体经济的状况，那么就金融层面而言，债务是重要的风向标。虽然经济低迷，近年全球经济的债务水平却不断飙升，尤其是伴随着主权债务的状况恶化。根据一份国外机构数据(《日内瓦报告》)，全球债务总负担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2013年达到215%，而2001年仅为160%。一定的槓桿对于经济有所裨益，但上述数据已经超过经济学界认为舒适的区域，甚至揭示了一个反讽的事实：虽然人人都高呼去槓桿，事实上人人都在加槓桿，尤其是政府部门。
债多也愁。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多年前就期待的“超英赶美”好像有了成功曙光，第三世界出现了超越第一世界的希望。七大新兴市场经济体有可能超过七大工业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七国，超过加拿大、法国、德国、义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虽然这一数据和中国第一的结论一样，是基于购买力平价，但是仍旧反映出发达经济体整体后劲乏力。
如果你以为这又是一个投资银行分析师正在兜售的老故事，新G7拉动老G7，那么你就错了。从过去一段时间来看，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其实趋向下滑，这也可以理解，起风的时候，体积小者飘得最高，而逆风的时候，情况就变成比谁下降得少了。即使如此，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的境况更加不堪，日本安倍经济学尚在挣扎，欧洲日益日本化，较为乐观的只有英美。矛盾的是，美国逐渐走好有可能带来强势美元的回归，这对于其他经济体而言又是一个打击。
那么，未来增长靠什么?回头看新常态，其实并没那么可怕，只是我们刚刚经历的上一波增长过于美好，也惯坏了投资者的预期。上一轮黄金时代是由于全球化、放鬆管制、廉价利率、人口红利等等多种因素综合促成，最关键的因素还在技术进步，典型如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革命虽然带来泡沫飞扬与幻灭，但最终的结果是诞生了谷歌、微软、苹果、亚马逊之类伟大的公司，拓展了人类经济生活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在劳动力投入带来的增长有限的情况下，经济生产率的拓展事实上更多来自技术进步。想像一下如今看似不起眼的铁路曾经如何剧烈地改变世界形貌。一位西方评论家如此总结：“19世纪的头25年和最后25年之间，铁路将这个世界从大部分人仅仅到过他们的村子之外或附近集镇的世界，转变为一个在一天而不是一个月就能够跨越一个洲的世界。铁路的发展催生了大量的製造业，确保了工业革命对这个星球上每个人生活的实质性影响。铁路的到来，使一切都成为可能：从度假到郊区的扩展，从新鲜的牛奶到邮购订单。”
也正因为如此，虽然表面上经济新贵看似超过旧有势力，未来中短期的经济繁荣仍旧依赖技术进步，这也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必然来自自主创新，无论下一个热点是可穿戴、人工智慧还是3D(三维)列印，抑或我们现在丝毫不知的某种疯狂小实验。
新常态经济拥有无限机会，也面临巨大风险。在这样一个机会与风险并行的经济世界，央行必须肩负起更加沉重的担子。
未来新常态与五大风险
中国，下一站韩国?
和其他东亚经济体一样，韩国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起飞，也大致经历了经济发展的数个阶段：基础建设拉动期、出口拉动期、槓桿拉动期。在基础建设阶段，往往伴随着政治的改革，这也是很多后发国家所经历的赶超第一阶段。在韩国，这其实也有赖于时任总统朴正熙的系列举措，这一阶段的主要表现是资本形成对于经济贡献更大。只有部分国家能够顺利进入第二阶段即出口拉动期，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可谓幸运者，譬如巴西等国走完第一阶段后，却始终徘徊在第二阶段门前，这一阶段典型表现在于出口对经济贡献更为巨大。
光州事件之后，韩国经济开始进入新阶段，也就是加槓桿阶段，大财阀现象也日趋严重。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在于资本形成再度超过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各大财阀雄心勃勃的多元化征程中，大量资金被投向并不具备合理内在回报率的项目，短期内维繫了经济较高的增速;代价则是债务槓桿率直线上扬，同时充裕的流动性追逐着看似抢手的各类资产，资产泡沫一路发酵高扬，股市、债市、汇率联袂走高，烈火烹油，直到金融危机爆发，戛然而止。
对于中国而言，上述因素都不陌生，不过场景和主角有所不同。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可谓改革带来的基础建设期，90年代末之后进入入世带来的出口驱动期，而2008年之后则逐渐步入加槓桿阶段，其中“4万亿”大手笔的刺激更是推波助澜。数据与实体经济的表现也在说明，中国的加槓桿列车已经启动，流动性洪流已经涌现，这与20年前的韩国有颇多类似之处。
韩国是否算失败呢?有人或许觉得韩国不幸，又或者1998年金融危机更多是外界感染，事实上这些际遇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