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都为李校长这句话微微一震，沉默短暂的持续了半秒。
拓费从怀中拿出那个墨玉烟嘴，递到李征南的面前，问：“李校长，您看看，这是你的东西吗?”
李征南接在手上，随手从兜里掏出根捲烟，插了上去，熟练的点上火，待一缕烟雾升腾起来，才慢慢说：“我想这老伙计一天了。我知道你们要问我事情，但请等等，先听听我说的故事吧。”谁想，这一说，便说回了四十年前，那个风起云涌的动盪年代。
第4卷
四兄弟，组团上山下乡
1969年夏天，北京的大街小巷洋溢着热烈的气氛，那热度不逊于天上的滚滚骄阳。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每所学校，每个街道都在积极的宣传和组织中学生开赴农村。
红星中学，是建立在工厂区的一座六年一贯制中学，此时的校园也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逐渐进入了半停课状态。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只能把那精力过剩的青春，消耗在打架、拍婆子和“阶级斗争”中。自从学校里发出了上山下乡的号召后，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们都有些按耐不住，嚮往着祖国的广阔天地，渴望着自己能大有作为。
红星中学高三的马致远、李征南、魏光明和梁厚冬四个人，是从小玩到大的好哥们，他们正愁高中毕业了没事做，正好，赶上了这场洪流，便义无反顾的投入了进去。四个人商量好了，要下乡就去一个地儿，兄弟们在一起有乐子，还能有个照应。
他们一起找了学校知青办的李主任，申请组团下乡，李主任满是热情的招待着，因为学校和农村当地愿意要像他们这样的高三学生，年纪大懂事多，不容易出事，学的知识也多些，还已经能干重体力活了。
“李主任，我们要去最艰苦的地方!什么大西南或者北大荒之类的!”梁厚冬代表他们申请道，他是这四个人的头儿。
“好小伙子们，有志气!可是，今年到云南和黑龙江的名额都已经足够了，难道你们再等一年?”李主任解释说。
“那就去内蒙，去新疆!”马致远满腔豪情，他是个耿直的工人家庭的孩子。
“嗯……目前也没名额了。”李主任显出为难的神色。
“哦～，哪儿都不要咱们喽!”魏光明在旁边起鬨，这个活宝没有一会能安静，正敲着椅子背当吉他。
“你们别急，让我看看，要不，去太行山怎么样，支援太行老区的名额还有几个。”李主任不断翻动着名册。
李征南一直没说话，他从来都这样，少言寡语，随和内向。
“太行山离这儿也就几百里，离家太近了，再说那儿艰苦吗?”梁厚冬和另外三个年轻人就像所有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们一样，似初次离巢的鸟儿，总希望飞的越远越好。
“太行老区为我们革命是做了大贡献的，那里现在还是很艰苦，怎么样，你们有没有胆量去啊?”李主任用着他小小的激将法。
“艰苦就行啊，我去了!”梁厚冬满口答应，又回头询问另外三个兄弟，“怎么样，你们?”
三个人也都纷纷同意。
就这样，没有太多离家的不舍，和对故土的牵挂，十天之后，他们便踏上了去往太行的火车。
投宿三家，种地享田园
火车颠簸而行一天，终到了蔚县。他们忽然发现，在这里等待分配的全国各地的知青还真多。知青办门口的广场上，熙熙攘攘，南腔北调，好不热闹。由于他们四个年龄较大，又是北京的高三生，于是被分配到了蔚县最偏远落后的落雁村。与他们同去的，还有两个从天津来的初三男生。
六个人转了两趟车，又做了仨小时马车，才到了落雁山下这个美丽的小村子。为了留个纪念，送他们来的县里的干部，特地为他们六个在落雁村的西城门外合了张影。
老王支书把他们安排住在祠堂的后殿里，闷热，潮湿，第一个夏夜里他们都因着环境的不适和初到的兴奋，辗转反侧无法安睡。魏光明大呼上当，说不该来这鬼地方，闹腾着要换地儿;而马致远却说这也是一种革命锻炼;李征南在角落里没说话，暗地里盘算着这次下乡的不易。第二天，梁厚冬就代表他们找到了村上的王德友书记，说明了他们的住宿条件实在是太艰苦。王书记也怕慢待了这些首都来的娃娃，掂量了一夜，找了村上另外条件相对好些的农户一商量，准备把他们六人分别安排住到了老乡家上。经过几天的努力，两个最小的天津学生被安排住在王书记自己家里;马致远和魏光明被分到了村南头的赵安顺家里，赵家原来是赶大车的，有些家底;而梁厚冬和李征南则被安排住在了王书记家隔壁的柳石方家。柳石方是村小学的校长，兼着村上的会计，村里少有的肚里有墨水的人，也是吃公家饭的。
第二年，村里给六个人在缓坡上又开了几亩知青田，以供给他们的口粮。平时除了种地，他们就到村上小学代课，要么就去修水渠，支援水利建设，赚些公分儿。
坡田收成本来就不如河川地好，又赶上伏旱，田里的秧苗总是瘦小稀疏，让人看着心急。可心急的只有梁厚冬和马致远，李征南和魏光明则不怎么在田里。李征南整天在村小学上和孩子们混在一起，俨然成了村里的孩子王，兼着给学生们代几节课;魏光明则忙于往返在飞狐镇和落雁村之间，倒腾点物资和山货赚点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