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几十年过去了，当下中国的核心家庭（由一对夫妇及其未婚子女组成）数量越来越多。随着80后、90后陆续进入生育期，越来越多夫妻成为“双独生子女”+“双职业人士”，这就意味着他们很难同时兼顾孩子养育和职业发展。
有的夫妻选择一方做出职业牺牲（通常这个角色由女性扮演），催生了一批“全职妈妈”。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放开，这些刚刚养大一个、肚里又孕育着一个的妈妈，距离曾经的职场打拼越来越远。
更多的小夫妻则选择以事业为重，邀请自己的爸爸妈妈进入新生家庭，骨干家庭（一对夫妇、其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数量与日俱增，几乎与核心家庭数量等同，甚至有超越的趋势。
原生家庭和子女组建的新家庭居住在一起时，中国家庭关系普遍存在的8种隐患，逐渐浮出水面。新家庭夫妻处在原生家庭的烙印中，努力自拔，却又经常力不从心、困难重重。
第一种，家庭中有一个过度严厉的父亲。
所谓“过度严厉”，是指中国家庭中很多父亲不具备温柔的能力，他们对孩子要求严格，擅长板着脸说教，且批评远多于表扬。
“爸爸，我考了年级第二！”
“那年级第一是谁？”
“爸爸，我考了年级第一！”
“刚刚得了一回第一，你就骄傲了？不许骄傲啊！”
类似的对话，你可能并不陌生。曾有一位咨询来访者，30多岁的大男人，在咨询过程中泣不成声，“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得到父亲的一句肯定就那么难！”这是他多年的心结。当他以自己的父亲曾经对待他的方式，去与自己的儿子沟通交流时，他明知不对，却又无法摆脱。
第二种，家庭中有一个过分唠叨的妈妈。
“妈妈很辛苦，但是妈妈很啰唆。”这估计是很多人对母亲最经常的描述。为什么妈妈经常那么唠叨呢？因为在家庭中没有人肯定她的辛苦与付出，妈妈们缺乏来自其他成员的理解与共情。
有的爸爸对待孩子尚且严格如此，对待妻子更是缺少语言上的肯定和赞美，仅仅一句“你很辛苦，带孩子很不容易啊！”这样的话，都可能很长时间未必能说上一次。而一旦孩子出现任何问题，这些爸爸总是习惯性地扔过来一句，“都是你惯的！你是怎么管孩子的！”
所以妈妈们要不断通过说话来证明她的存在价值，证明她对家庭的贡献，证明她尽职尽责地提醒过、批评过、管教过。“我都这么认真管了，再有什么，你可不能说我惯着孩子！”
第三种，家庭里与性有关的话题被严格限制。
“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孩子大约在三四岁时就开始打听自己的出处，这是正常心理发展现象。可是这种与性有关的话题，会引起父母的不安，因为父母们自己曾经获取相关信息的方式就是偷偷摸摸地进行。虽然自己曾经不满，但潜移默化地，也会内化这种做法，也觉着这不是可以光明正大教导孩子的事情。
面对孩子的提问，父母的回答经常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别人不要，丢在我家门口的”等。虽然这种回答规避了“性”这个话题，却在孩子心里从小埋下了一颗缺乏安全感的种子——“因为我是捡来的，所以随时可能被抛弃”。因此父母威胁孩子最管用的一句话就是，“我不要你了！”殊不知，这句话成为孩子童年心中最大的恐惧。
第四种，把孩子的爱好过度象征化。
孩子的兴趣是与生俱来的，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是很多家长却会从世俗的眼光去评判一种爱好是否有保留的价值。
比如，有的家长曾要求我通过心理咨询让孩子放弃捏泥人的爱好，因为“没前途”“不加分”，当然我拒绝了。
还有的家长觉得，学钢琴就代表高贵、优雅，通过钢琴考级就代表我的孩子打败了别人。曾有一位妈妈满脸骄傲地告诉我，同龄孩子还在为钢琴五级努力的时候，她的女儿马上要参加八级的考试了，而坐在身边的女儿却表示，妈妈答应过她，只要考过八级，就可以不再练琴了。孩子为了以后不再练琴而去参加钢琴考级，恐怕是教育最大的悲哀了。
第五种，把父母的身份过度背景化。
有的父母工作非常忙碌，经常缺席孩子的重要时刻，面对孩子时，他们感到有些愧疚。为了不成为孩子眼中“不称职的父母”，他们会在孩子面前过度说明自己的社会背景。比如，“爸爸是某某公司的大老板，手下雇了几百个员工，所以周末要加班不能陪你踢足球了”。再比如，“妈妈是世界500强公司的高管，正在做一个上亿美金的大项目，马上要出差不能给你过生日了”。这样的表述，一方面说明心虚，害怕自己在家庭中的缺席，使自己在孩子心中不是好父母，所以拼命抬出一堆身份背景来证明自己的成功和价值。另一方面也会给孩子带来不好的信息，那就是“工作的事情比我重要”，结果，效果适得其反。
第六种，越来越多的家庭父弱母强。
这里所说的“父弱母强”并不是男性真的弱于女性，而是在家庭关系中，男性越来越倾向于由女性占家庭的主导地位。正所谓，“我家大事听我的，小事听我老婆的，不过我家基本没啥大事。”母亲更多做出家庭决策（哪怕是小事决策），孩子也会敏感地捕捉到家庭中谁说的算。于是，在3~6岁性别认同感形成的时候，男孩子更多地向“弱”父亲认同，在行为举止上更多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