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印第安纳州密歇根湖南岸的加里市长大的。彼时正值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我却对此无知无觉，因为那时我眼中的世界并不像后来传闻中的那样“熠熠生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随处可见，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劳资纠纷难以解决，周期性的经济衰退时而出现。人们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坐视这一切发生。我儿时的同学及这整座城市都被卷入了这场风波。
加里市是美国工业化和去工业化历史的缩影。这座城市建立于1906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钢铁厂的所在地，以美国钢铁企业创始人及董事长埃尔伯特·亨利·加里的名字来命名。可以说，这是一座彻头彻尾的“企业城”。2015年，当我重返故乡，参加第55次高中同学聚会时，特朗普还没有成为美国政界的常客。但那时社会形势已经明显趋于紧张状态，而出现这种形势也并非毫无缘由。加里市早已追随着美国踏入去工业化的深渊，现在其居住人口只有我小时候的一半。整座城市千疮百孔，甚至成了好莱坞电影的拍摄基地，而这些电影通常以战乱纷争或者世界末日作为主题。我的一些同学成了老师，有几个则做了医生和律师，还有许多人选择了做秘书。然而这次重聚中最令人揪心的故事来自那些本希望去工厂做工却未能如愿的同学——他们毕业时正值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因而不得已入伍从军，从此大多也成了警察。我一边默念着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老同学的名单，一边看看那些虽健在却身体状况不佳的朋友，一切都昭示着这个国家在预期寿命和国民健康状况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平等问题。聚会上，两位同学爆发了激烈争执，一名退役警察对政府的不作为心怀怨怼，而另一名退休教师指出，这位退役警察所依赖的社会保障和伤残补助，正是来自被他诋毁的那个政府。
1960年，当我离开加里市，前往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学院学习时，又有谁能预料到历史将如何演进，而我的故乡和同学又会被它改变成什么模样？是这座城市塑造了今天的我，我的回忆里总是充斥着人们在苦难和不公中挣扎求生的情景，它们折磨着我，也改变了我，促使我放弃了曾经热爱的理论物理学，将一腔热血投向经济学领域。我想知道美国的经济体制为何一败涂地，而美国人又能对此做出怎样的补救。正当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关于市场失灵的研究时，美国的社会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社会不平等程度依然在加剧，这在我年轻的时候是难以想象的。多年以后，当我在1993年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CEA）的一名成员（后来我成为委员会主席）进入比尔·克林顿政府时，这些存在已久的问题才刚刚开始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20世纪70年代中期（也可能是80年代初），社会不平等问题急剧升温。1993年，事态已经比我先前所见的任何一次都要严重得多。
我多年来对经济学的研究经验告诉我，许多保守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单纯依靠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便可以驱动经济（健康）运行——这种如信仰宗教一般对于市场力量强大程度的笃信，并没有任何理论基础或科学依据作为支撑。而难点不仅在于说服其他人同样相信保守主义者是错误的，更在于制订相关的计划与政策，以解决在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领导下开展的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危险的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加剧及潜在的不稳定性。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对市场体制本身的盲信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蔓延，当时我的一批同事也受到影响，着手推动金融自由化运动，而这项运动最终由克林顿本人加以落实。[1]
我在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期间，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加剧，我的担忧也随之与日俱增。自2000年以来，这个问题越演越烈，其严峻形势更是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自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以来，美国富人阶级所拥有的财富从未在国民总收入中占据如此高的比例。[2]
在进入克林顿政府的25年之后，我不由开始反思：美国究竟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美国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美国人到底能做些什么来扭转乾坤？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美国会有今天的处境并不太让人意外，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归咎于美国经济体制的失败。美国没能处理好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没能驯化和统筹金融领域，也没能妥善应对经济全球化及其造成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在面对日益严重的公平缺失问题时，美国似乎正逐步演变为一个1%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只为那1%的人而存在，也被那1%的人操纵着。[3]过去的经验和研究都清楚地表明，经济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美国这种“金钱至上”的政治体制。因此，虽然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聚焦在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上，但如果完全抛开政治讨论经济，那所有讨论都将是不客观的。
到目前为止，对于美国社会症结所在的“诊断”早已为人所熟知，这其中包括过度的金融化、对全球化的应对失当以及不断增强的市场势力。我将在下文解释它们是如何互相影响的，它们可以被用来解释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以及它们如何致使美国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