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金融系统并不像今天这样杂乱无章。在金融业在GDP中的占比从1945年的2.5%上涨到金融危机时的8%的过程中，经济环境并没有改善。实际上，经济增长的放缓导致经济变得更加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在75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中达到了顶峰。
过去25年以来，随着金融业逐渐脱离传统银行业，金融制度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传统的银行业务包括个人将存款存在银行，银行再把存款借给企业，企业再用这些钱雇用更多的工人或购买更多的机器——资金通常会流向那些对资金利用率最高的企业。银行并没有试图榨干借款者身上的最后一分钱，因为它知道过高的利率会打消负责任的借款者的贷款积极性，也会助长盲目冒险的苗头。[1]进一步讲，银行和借款者有着长线关系，因此银行可以为企业保驾护航。这种银行业务叫作关系型银行业务。
如今银行业务早已面目全非。过去，银行家的工作虽然看上去枯燥乏味，但他们备受他人尊敬，是所在社区的支柱。银行家希望人们相信自己是清正廉洁的，并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确保自己值得信任，有足够的能力帮助他人管理钱财。过去的银行家同样承担着不良贷款的风险，如果他们没能做好自己的工作，借款者不能按时还款，那么银行家将会承担相应损失。
21世纪，新的“发放-销售”模式（originate-to-distribute model，OTD模式）支配了整个银行产业。[2]在这个模式下，银行首先向借款者发起贷款，再将其转嫁给其他银行，由其他银行来承担不良贷款的风险。因此，银行的利润并不来自存贷利差，而是来自资金转移过程中每个阶段所收取的费用。
由政府担保的借贷模式
银行可以贷出的额度远大于它存款的额度，甚至不受限制。如此一来，它的运作模式便与之前提到的“简单农业经济模式”完全不一样。在之前的模式下，只有当其他农夫有充裕的种子存入“种子银行”用以他人借贷的时候，“种子银行”才能把存入的种子借给那些想要播种更多的农民。但是几百年以来，银行意识到它可以无中生有地创造账目，因为真正会被使用的资金只有存入银行的一小部分。由此我们演变出了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而银行所持有的准备金只是它们所欠债务的一小部分。如今，这一模式之所以能有效运转，是因为银行依靠政府确保资金储备的充足。政府会对储备之外的资产进行审慎管理，并在储备不足时介入干预。
即便贷款不是银行最盈利的业务，银行家也借此大发横财，这不仅仅是因为银行家所设立的贷款利率要高于存款利率，更是因为他们可以无中生有地放贷给客户。银行可以擅自声称在其账本中的某人拥有10万美元的存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银行欠存款人这笔钱。而如果将这笔钱贷出去，就等同于银行无形中创造了一项有等同价值的资产，即这笔价值10万美元的贷款本身。存款人重视这笔存款，是因为社会上的其他人会接受自己开出的支票；而社会之所以愿意接受这种支票，是因为银行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实际上，银行利用人们对美国政府的信任，通过套现来攫取财富，这意味着银行的失败要由纳税人埋单。由于银行业利润丰厚，而且贷款业务越多，回报越高，银行家有足够的动力劝说政府，让政府相信银行不需要太多的准备金储备。[3]这是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大型利益争夺战之一，因为银行的准备金越少，银行的利润就越高，而纳税人承担的风险就越大。不过，从社会的角度来说，这不单单意味着银行把风险转移给了政府。反向思考一下，假如准备金增加，银行面临的放贷风险将会越来越大，银行家将更加谨慎地放贷，从而发放品质更高（更安全）的贷款，美国的经济将表现得更好。
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脱节
银行当然只在乎盈利与否，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表现没有丝毫兴趣，在这一点上，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并没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因此，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国会面前就金融危机的起源作证时表示，他本以为银行家能更好地管控风险。这种言论体现了他逻辑中的一个致命漏洞，而这个漏洞导致全球经济损失了数万亿美元。[4]格林斯潘看起来对这个漏洞造成的恶果感到震惊无比，而我更惊讶于他竟会如此震惊。因为任何有经济学常识的人，以及任何理解美国银行和银行家立场的人都应该知道，银行有充分的动机参与危险的投机活动，格林斯潘应该对此心知肚明。[5]
金融机构本身成了里根时代教条的受害者。这种教条认为，企业应该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从而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乃至整个社会经济都能从中受益。[6]但是这些股东已经不再是那些真正关注企业长远发展的长线投资人了，他们是短期投机者，只注重企业当天的股价，试图榨干每一笔短期利润，基本不把企业长远的发展看在眼里。为了鼓励这种短期的投机行为，一系列激励机制应运而生，这些机制很“漂亮”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创造了75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崩溃。
蔓延至其他经济领域的危机
金融机构自身的弊病已经足够让人抓耳挠腮了，而不幸的是，其他产业竟然争相效仿金融业的运行模式。它们试图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