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来说，私人部门在制造业发挥了核心作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私人部门能够为所欲为。它需要被社会监管。人们必须理解为什么私人部门需要被监管，何时需要监管，如何更好地进行监管，以及为什么在许多领域，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监管过度，而是监管不足。
在一个人们相互依赖的社会中，监督和管理必须存在。[1]因为一个人的行为会影响其他人，如果没有规章制度，就没有人会在意自己会给其他人带来什么影响。[2]一家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会缩短每个会呼吸空气的人的寿命，并增加他们罹患肺病的风险。尽管这个企业排放的污染量并不大，但是如果排放同样污染量的企业有数百万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显然，一个没有道德良知，只专注于盈利的企业，是不会花这些本应花的钱来控制污染的。
摩西十诫是一个为结构相对简单的社会设计的一套规则，以确保人们可以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红绿灯是一种简单的管理机制，允许不同方向的车辆轮流通行。只需要去某个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大城市，观察一下由于没有这些规定而导致的混乱，就能看到这一规则和其他规章制度的好处。
现代社会运作所需要的规章制度显然是更加复杂的。银行知道如何通过具有掠夺性和欺骗性的贷款利用他人。一些大型银行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投机活动，因为它们知道自己的规模足够庞大，不可能轻易地倒闭，而且一旦遇到问题，政府就会施以援手。2008年美国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社会当然要阻止银行利用高风险投机活动来为自己敛财。而银行则主张要解除对自己的监管措施，即取消那些限制它们投机敛财的监管政策。
在银行的奔走疾呼下，相关法律被成功制定。这些法律规定在破产的情况下，银行的金融衍生品（在2008年对经济产生巨大冲击的高风险金融产品）应先于“工人”或任何人得到偿付。银行家终于如愿以偿，他们成功地将银行的特权置于任何法律法规之上。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其他经济危机中，银行恬不知耻地要求政府进行救助。
因此，银行大力推动的“去监管化”运动实质上是为了建立一个“亲银行式”的监管制度。美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如何监管，而不是放松监管。任何国家、任何经济都离不开法律法规。银行希望得到的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权利，以及一套让银行可以自由地剥削他人、从事高风险活动而不需要对后果负责的规则和政策。
一个人的自由可能是另一个人的不自由。一个人污染环境的权利与另一个人不想死于污染的权利是相冲突的。金融市场自由化赋予了银行剥削他人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开放了银行向我们所有人勒索钱财的权利，因为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迫使美国拿出了约1万亿美元来处理银行造成的麻烦。
每个社会都深受那些自私自利的人或集团所害。这些人寻求致富的手段并不是创造更好的产品，或者从事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业，而是剥削他人。
他们会利用市场势力和信息不对称，从那些脆弱、贫穷或者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下手。举一个经典的例子：肉类加工产业试图剥削消费者，向他们出售腐肉，直到厄普顿·辛克莱在1906年出版的《丛林》（The Jungle）一书揭露了这一事件。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该行业随后被要求进行监管，以便恢复人们对肉类加工品的信任。再举一个例子，几乎所有人都愿意做任何事情来确保其孩子不会饿死，确保他们有必需的药物——即使是支付高昂的利息为代价。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家和宗教都有法律和戒律来防止高利贷，也是为什么一个更人道、更富有的社会会尽其所能，以避免人们处于这种极端的境地，免受他人的剥削。更普遍地说，当议价能力存在太高的不对称性时，我们应该关注这个问题。
监管制度的批评者认为，美国的法律体系已经有足够的威慑作用，如伯纳德·麦道夫等已被定罪的罪犯就足以警示那些想要通过剥削他人敛财的人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美国需要制定监管法规，让不良行为从一开始就难以发生。防止这些行为出现比事后收拾残局要好，因为损失永远无法完全得到弥补，麦道夫的例子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美国应该制定规章制度以应对五花八门的掠夺性行为。例如，营利性学校利用人们对“出人头地”的追求来获取利益，却不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知识产品；还有经济危机前抵押贷款市场的掠夺性贷款，以及近几年出现的发薪日贷款等。这些掠夺性行为都给人们的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简而言之，美国需要监管制度，而这是为了保证市场以（人们所希望的）竞争形式运行。交易应该在信息对等的条件下进行，交易双方都不应该试图利用另一方。如果人们对市场的监管缺乏信心，市场甚至可能会不复存在，就像没有人愿意购买一只会欺骗股民钱财的股票一般。
监管流程
设计一个良好、高效的监管体系是有一定难度的，但美国十分擅长将专业知识融入制衡体系之中。如果可以的话，美国希望尽可能地避免监管过程的政治化。在制定监管规则的过程中，国会将确定制定监管规定的目标和目的，并将制定法规的责任赋予独立但可靠的机构，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