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金钱的政治影响力是一个很宽泛的议题。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减少对私人融资的需求，提高透明度，并限制捐款或其他可能影响政治的金钱来源。
颁布更完善的信息披露法规
信息披露本应抑制金钱的力量：俗话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比如说，如果公众知道投票反对烟草监管法规的国会议员从烟草企业那得到了大笔款项，就会让这些议员十分难堪。但事实证明，信息披露并不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有效，原因有二。其一，政客和其所服务的利益集团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厚颜无耻。因为金钱对社会的影响太普遍了，仅仅披露一两件丑闻于事无补，因为“每个人都这么做”。其二，美国当前的体系有太多的空子可钻，尤其是在那些著名的“秘密行动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经手的状况下。
真正的、完全的信息透明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即使不能实现完全的透明，这项改革也可以让美国政坛拥有比现在更高的信息透明度，而这确实是有帮助的。没有理由不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流向和行为进行全面曝光。
限制竞选支出
然而，单单披露信息是不够的。在此之上，必须对竞选开支进行限制。
这就是言论自由和公平选举两项原则之间的矛盾点。调和这两者的最佳方法是减少候选人对竞选资金的需求和削弱竞选资金所能提供的种种优势，并使那些有财富和权力的人更难出资——特别是对于通过秘密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无限投入金钱的行为。鉴于美国财富和权力的不平衡，后者尤为重要。
如果政府公开资助竞选活动，并要求所有（利用公共电波以及被公开授予有线电视播放权的）公共广播电视企业为候选人提供充足的公开讲演时间，就会大大减少候选人对竞选资金的需求。本章前面讨论的强制性投票要求也将起到相同的效果——许多竞选支出都花在了让那些趋于同意候选人立场的人“投出自己的选票”这件事情上。
政府出手干预制衡竞选支出（如上文亚利桑那州政府试图进行的那样，通过向那些没有经济资源的候选人提供一些竞选资源，来制衡某些机构对某名候选人的大笔捐款，或一名富有候选人的大笔支出）也将削弱金钱的力量——这需要最高法院的裁决有所改变，再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改变五比四裁决之中的一票。
企业是国家的产物。因此，正如前文所述，企业拥有国家赋予它的权利。限制它进行政治捐款的权利并不会削弱宪法保障的个人权利。拥有该企业的个人是可以进行政治捐款的——当然，国会也会对这种行为加以限制。
这些限制政策是有意义的——它们是抑制金钱力量的合理尝试。但如果不对企业和秘密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那就没有任何意义。
简而言之，美国最高法院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实际上允许企业在政治活动中无限制地投入金钱，这一裁决必须被逆转。[1]但是即使不推翻该案，我们仍然可以做许多别的事情。例如，要求企业必须在绝大多数股东（如三分之二的股东）投赞成票的情况下进行政治捐款——这样，人们听到的就不仅仅是CEO的声音。如果股东想以自己的名义（出资捐款），那则是另一回事了——而且个人政治捐款的监管状况也更好。
减少“旋转门”
最令人反感的施加影响的方式之一是“旋转门”。政客在离任后将在私营机构中获得更好的工作：他们不是在就任时获得好处，而是在将来。“旋转门”无处不在，并且会逐渐腐蚀整个政治体系。一些美国财政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人在离任后很快就会从为国家服务转向为华尔街工作，让人没法不怀疑他们其实一直在为华尔街卖命。[2]“旋转门”已经深深渗透到美国政府中，甚至军队也难逃其魔爪，那里的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似乎也可以无缝地从为国家服务转向为国防承包商工作。
政府出台过多项举措以限制“旋转门”，但收效甚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无论规则如何制定，政客总有机会打擦边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政客在私营机构直接就职可能会受限，但他们可以通过所谓“给企业的同事提供建议”之类的方法，让他们与私营机构的关系看上去不那么像是供职关系，而是其他普通关系。
在政治舞台上，我们最需要的是正确的规范和道德，而21世纪美国资本主义“贪婪是好”的信条与此恰好背道而驰。对于前美国政府官员，尤其是有更进一步的政治野心的人，收受高盛的大额支票帮其进行公开演讲原本应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对于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前国务院部长或前总统来说，情况可能尤其如此。政府官员应该特别担心金融机构的贿赂，并以此作为交换，使这些金融机构从其在任期间所采取的行动中获益。有责任心的官员，尤其是在这个政府常被怀疑的时代，应该特别关注反腐败，即使腐败行为仅仅出现了一个苗头。但在21世纪资本主义的信条下，拒绝这些横财的前政府官员在别人眼里简直就是傻瓜。
自联合公民案以来，法院成员发生了变化。可以预料，如果再次发生类似案件，将会出现的是五比四的判决。选票的一次改变——或者将最高法官的人数增加两名，将会改变这一结果。
本章所讨论的货币施加影响的机制并不完整。举例来说，游说通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遏制游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