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的记忆是和父母一起站在破旧的木质台阶上。那是1934年12月，芝加哥的一个阴沉的冬日，我当时只有两岁零四个月大。即便穿着唯一的冬装（破旧的厚裤子和带兜帽的夹克），我还是觉得很冷。路边光秃秃的树干矗立在皑皑白雪上。房子里的女子告诉我父母：“不，我们不租给带孩子的房客。”父母面色黯然，默默转身离去。是我做错了什么吗？为什么我会是个麻烦？这个大萧条时代的缩影久久留存在我的脑海深处。
记忆中的第二幅画面则是我在两岁半的时候，父母带我去家庭医生那里看病。他们忧心忡忡地问戴利医生，我到现在还不会说话是不是有什么问题[1]。医生微笑着让我指向桌上的笔，我照做了。随后他又做了几个简单的测试，比如拿起铅笔什么的。在我一一完成后，他对我的父母说：“别担心，他会在适当的时候说话的。”我的父母虽然如释重负，却还是心存疑惑。
于是他们绞尽脑汁地鼓励我说话。在我3岁生日那天，母亲和她的两位朋友——夏洛特阿姨和埃斯特尔阿姨带我去当时芝加哥著名的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商店。我们坐在电梯旁的长凳上，看到两位女士和一位男士走下电梯。想打开我话匣子的夏洛特阿姨问道：“他们会去哪里？”我清晰明确地回答道：“叔叔要去买东西，阿姨们要去厕所尿尿。”夏洛特阿姨和埃斯特尔阿姨在听到尿尿的时候都脸红了。我当时太小，还不理解社交礼仪，对阿姨们的反应感到非常奇怪。同时也对自己突然从沉默变得多话而困惑不解。
此后，我经常整句整句地说话[2]，这让父母和长辈们大为高兴（现在他们也经常向我咨询，而我总能给出令人意外的答案）。于是父亲开始考虑让我学些什么。
我的父亲奥克利·格伦·索普在1898年出生于艾奥瓦州，在家里的3个孩子中排行第二，和哥哥妹妹都相差2岁。6岁时，他父母离异。祖父带着他和大伯去了华盛顿州的西雅图，祖母和姑姑仍然留在艾奥瓦州。
1915年祖父死于流感，那恰巧是流感暴发[3]的3年前，在那次灾难中，全世界约有2 000万—4 000万人罹难。此后，大伯和父亲便跟着他们的叔叔一起生活直到1917年。父亲18岁时加入了美国远征军，远去法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战壕里作战英勇，从士兵晋升为中士，并荣获了青铜勋章、白银勋章和两枚紫心勋章（包括蒂耶里堡和马恩河战役）。
现在我还记得有个天气潮湿的下午，年幼的我坐在他腿上，仔细检查弹片在他胸口留下的伤痕和他手指上的疤痕。
父亲在战后随即退伍，并进入了俄克拉何马农机学院学习。一年半后，他失去了资助来源，被迫退学。不过父亲对教育的渴求和尊敬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我知道他虽然只字未提，但是心里一直希望我能取得更大的成就。我心里明白这一点，也希望父亲能有更多的时间陪我，所以很乐意他来教我。
在我刚学会说话的时候，父亲就开始教我数数。我发现数到100，甚至是1 000都并非难事。随后我意识到任何数字只要加1就能获得下一个数字，这意味着我只用知道一个数字就可以数到无穷大。我也很快学会了如何数到100万。大人们似乎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所以我决定在某个早上静下心来去数。尽管知道最后一定能成功，不过我对这个过程所花费的时间毫无概念。为了方便计数，我找来一本大城市的西尔斯目录电话簿，这么做是因为它内容丰富，每一页上都印满了标有字母的图片（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有白色外圈的黑色字母），足够我数上很久。于是我从目录开始数，数过一个又一个字母，翻过一页又一页。几个小时后，我大概数到了32 576，之后便睡着了。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我醒来的时候，又从32 577继续往后数。
儿时的我有个与众不同之处：我往往不接受他人告诉我的结论，直到亲自验证后才会相信。这有时也给我带来不少麻烦。我3岁时，母亲告诫我不要触碰热炉子，不然会被烫伤。但我还是把手指贴近炉子去感受热度，随后便把手按在了炉子上。不出所料，我被烫伤了，不过我再也没有碰过热炉子。
还有一次，父母告诉我生鸡蛋受到一点点挤压就会碎。我很好奇这“一点点”究竟是多少。于是我拿出一个鸡蛋，逐渐用力挤压直到它破裂。随后我又在另一个鸡蛋上试验，在它即将被压碎的时候收手，以此来检验对这“一点点”的认识。此后，我便爱上了通过实验来了解、探索整个世界。
学会数数后，父亲便开始教我识字和阅读。我们从“这是点点；点点在跑；这是珍”开始。起初，我很困惑，不过之后就意识到那一组组的字母代表语言中的单词。随后数周里，我看完了所有阅读入门书籍并且掌握了一小部分词汇。识字是个莫大的乐趣，因为单词随处可见，只要我能念出来，就能够知道它的含义。自然而然地学会拼读法后，我就能推断新单词的读音并大声念出来。然后就是拼读法的逆过程——听到单词后拼写字母。所以我在5岁的时候，就达到了10岁儿童的阅读水平，并能读懂看到的任何材料。
我的家庭生活因弟弟的出生而改变。父亲幸运地在大萧条中找到了工作，这意味着我们的家庭收入有所保障。母亲几乎把全部精力都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