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改革的历史视角对中国经济改革进行了分析。文章首先简要地总结了15年来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化事实，随后解释了中国进行渐进式改革的源动力和改革成功的原因。本文认为，从计划经济体系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所有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体相互作用的变革过程，这一点在新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已发挥了巨大作用。
前言
几乎所有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都在进行着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激进式”（big bang）和“渐进式”（gradualism）被看成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转型方式。粗略地划分，东欧国家以及原苏联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激进式改革，中国采取的则是渐进式改革。[2] 1990年当激进式改革的设计者们规划出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和价格放开的改革蓝图时，中国12年的渐进式改革正在遭受来自国内经济学家和西方对手两方面的猛烈抨击。[3] 令人惊奇的是，两年之后尽管当时的中国经济几乎停滞不前（持续到1992年早些时候），这股抨击潮流却发生了对立性的根本变化。现在，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被广泛地认为是成功的。
已经有很多论文就激进式和渐进式转型方式的相对优缺点进行过讨论。尽管没有决定性的研究结论，多数的经济学家还是将中国和东欧国家以及原苏联不同的结果归结于它们不同的改革方式。[4] 渐进式改革的支持者们主要的观点是：渐进式改革能够在一个长时期内分散和均摊转型成本，因此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更为可行。
现有的对转型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经济学角度和社会选择理论两个方面，[5] 很少有从改革的历史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大量的讨论集中在改革应该如何进行上，忽略了怎样才导致了改革的进程这一问题。
本文将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争辩哪种改革方式是好的或者坏的，而是要说明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进程能够进行到现在。本文分为5个部分，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国改革的一些特征化事实（stylized facts），第三部分分析了导致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深层原因，第四部分讨论了为什么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能够获得成功。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国的改革成功部分要归功于那些被很多经济学家猛烈抨击的政策和因素，其中的某些政策和因素是被所谓的“保守派”用于操纵改革的实际进程的结果。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化事实
中国经济改革被很多经济学家看成是渐进式改革，用来和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作以区分。但是目前没有理论上的定义和概括能够反映出中国改革进程的主要特征。[6] 这一事实表明了改革的复杂性。在这一部分中，我们不对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作出理论上的定义，我们要将中国改革的几个主要特征化事实作如下陈述：
（1）中国经济改革没有严格意义上连续不变的改革目标
这并不是意味着中国的改革没有什么目标，而是说改革的目标在不断地根据改革的进程进行调整，即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变化。[7]进一步来说，甚至迈向市场经济的方向都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另外，不同的人对于文字上同样的改革目标也有着不同的理解，从而使得目标更加难以捉摸。
（2）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没有一个事先规划好的蓝图
这并不是意味着中国政府没有对改革的进程进行任何规划。相反，从1979年到1988年，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SCRES）已经先后出台了14个改革规划。[8] 第一个规划最早出现在1979年12月。[9] 1981年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要求下，一个全面的改革规划也随即出台（吴敬琏和赵人伟，1987；石小敏和刘吉瑞，1989）。两个激进方式的规划也相应在1986年和1988年出台。然而这14个规划由于缺乏政治经济上的可实施性或者缺乏技术上的可操作性而最终没有一个被真正付诸实践。渐进式改革不是不需要规划。如果一个设计良好的改革计划被逐步实施，我们照样可以进行渐进式改革。但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没有这样的规划。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将中国的改革称之为“零碎的”的比“渐进式”更为确切一些，用邓小平的话讲，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3）中国经济改革是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模式来进行的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承认改革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都存在着一些时间顺序上的相互依存，尤其是有些方面的改革需要在其他方面的改革完成后才能进行。例如，吴敬琏和刘吉瑞（1991）认为价格放开应该在企业改革之前，而Newbery（1991）认为打破垄断应该在价格放开之前。
选择错误的改革序列也许会比不改革造成更大的恶果，因为完成某些改革也许会制约一些根本性的改革。也许现在判断中国的改革序列是不是最优序列还为时尚早，但中国是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进行改革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10] 也许从易到难的顺序和最优序列没有什么两样，因为最容易的改革在最难的改革前面往往效果更好。尽管如此，中国并不是因为从易到难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