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发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可以理解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区别是价格的形成机制及其作用。计划经济下，价格由政府制定，只是核算的工具；市场经济中，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调节资源配置。价格的自由化，即从政府定价转变到市场定价，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轨过程中最重要、也是难度最大的一环。没有价格体制改革的成功，就不可能有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
如同所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样，在改革前的中国经济中，几乎所有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都由政府控制，企业没有定价权，并且，政府很少根据供求关系对价格做出调整。自改革以来，中国成功地放开了对绝大部分产品的价格控制，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也取得了重要进展。[2] 图12.1-12.3描述的是商品零售环节、农产品收购环节和生产资料出厂环节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定价所占交易额比重的变化。
1978年的时候，97%的零售商品价格、92.2%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和100%的生产资料出厂价格都由政府决定。而到了1993年，也就是改革15年之后，政府定价（包括政府指导价）的比例分别下降到6.2%、12.5%和18.9%，相应的，市场定价的比例分别上升到93.8%、87.5%和81.1%。
到2004年，市场定价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到95.3%、96.5和87.8%，政府定价的比重分别下降到4.7%、3.3%和12.2%。可以说，产品价格自由化的过程基本完成。
图12.1零售商品价格形成机制变化
资料来源：成致平（2006），第163页。
图12.2农产品收购环节价格形成机制变化
资料来源：成致平（2006），第163页。
图12.3生产资料出厂环节价格形成机制变化
资料来源：成致平（2006），第163页。
与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不同的是，中国的价格自由化不是通过以“大爆炸”式的一次性放开价格控制而完成的，而是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价格管制而实现的。所谓“双轨制价格”，狭义地讲，是指同一种产品同时存在政府价格（牌价）和市场价格两种价格，计划内的产量按照政府计划确定的分配额度以牌价交易，计划外的产量按照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自由交易；广义地讲，还包括政府在控制一部分产品的价格的同时放开另一部分产品的价格。[3] 双轨制价格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一种过渡方式，在这一过渡过程中，通过多次的价格调整和价格放开，总交易量中按政府定价进行的比例不断缩小，以市场价格交易的比例不断增加，最后完成并轨，实现单一的市场价格制度。
中国价格改革的成功之处在于，它通过一个连续而漫长的过程完成了价格自由化，建立了市场价格机制，改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了经济高速成长，而又没有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从1978到2006年的28年间，中国的实际GDP总量增长了1234%，年增长率超过9.7%，而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仅上升了371%，年平均上升5.7%（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相比之下，从1991年到2000年，俄罗斯的整体工业物价指数上升了15140倍，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了9297倍（B.E.约西波夫等，2004）。
中国之所以通过双轨制逐步建立市场价格制度，而没有一次性放开价格管制，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改革初期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并没有把建立市场经济当作改革的目标模式，也没有一个缜密的改革方案。在改革过程中，在改革的政策取向上又反反复复。[4] 事实上，最初的改革只是想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和调整不合理的价格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引入市场只是为了改进和完善国家计划，而不是替代计划经济体制，任何主张市场经济的观点都会受到批评。政府高层领导人认识到需要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只是把市场当作计划的“必要补充”，因为计划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管好，并没有把市场当作配置资源的主要机制。主流经济学家告诫政府在制定计划和价格时必须尊重“价值规律”，但并不认为政府应该放弃对主要工业产品的价格控制，任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出台的所有价格改革措施都以价格调整为主，以不破坏整体经济的计划性为前提，自然不可能把放开价格作为基本的政策选择。只是在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确定为改革的目标之后，价格体制改革才被当作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转向市场价格制度才有可能提上议事日程。此时，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通过“双轨制价格”完成由计划价格制度向市场价格制度转变的建议被政府高层采纳，成为工业产品价格改革的官方政策。[5] 政府之所以接受双轨制改革思路，是因为，一方面，当时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已成为改革的“拦路虎”，不打掉不行，而传统的用政府调整价格的办法解决价格不合理问题的方案又因“牵一发而动全身”而难以出台，政府最担心大幅度的价格调整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另一方